作者：司馬法(法律事務工作者)
新北土城謝文雄當街殺害妻子與小姨子，一審遭判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指出是依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首次提出「殺害人數須達3人」才能判決死刑。這個解釋，不僅引發社會譁然，更令人質疑：台灣司法究竟是在保障人權，還是在用冰冷的數字衡量生命價值？
首先，從法律條文解析，司法不應自行創設法律沒有的數字門檻。《刑法》第271條明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立法根本未限定殺害3人以上才能判死，法院自然應依犯罪動機、手段、結果與責任程度綜合判斷，將「多人」解釋為至少3人，甚至成為排除死刑的門檻，無異於以司法解釋限縮法律原有的裁量空間。
其次，憲判8的精神不應被公式化。2024年憲法法庭判決，死刑僅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並符合最嚴密正當程序的情形。其判決理由列舉預謀連續殺人、極端殘忍手段、殺害多人等情節，但這些是判斷的參考事例，並非封閉式的必要條件。況且，憲法法庭並未宣告「殺兩人不得判死」。新北地院把例示變成首件3人才能判死的門檻，就是將憲法判決錯誤解讀為量刑的數學題。
第三，司法判決必須重視犯罪行為的整體評價。若我們從頭檢視本案被告，從他涉及家庭暴力，法院核發保護令，之後再發生追撞、持刀與鋁棒殺害兩人的重大犯罪。這些犯罪事實不應被切割成互不相關的片段。法院忽略控制關係、暴力升高、攻擊部位、被害人死亡與家庭破碎的整體連貫性，而這也是新北地檢署8日上訴的理由，指稱一審對最嚴重犯罪情節的解釋過度限縮。
第四，從犯罪學的「應報理論」來看，應報主義主張殺人者應承擔與犯罪惡性相稱的刑責。新北這兩條生命，凶手的罪刑絕不會因沒有殺第3人而減輕。如果新北地院過度強調殺人條件的適法性，卻未照顧被害人的生命尊嚴，很難說服社會民心。
第五，民意雖然不是司法判決的唯一標準，卻絕不能被視為無足輕重。一旦判決結果與社會公平感產生強烈落差，法院就有責任提出更充分的判決理由，否則，當人民不斷質疑「法律究竟保護誰」時，代表我們國家的司法體制與社會之間的信任正在急速流失。
這個殺人判決案又成為年底選戰中，廢死與反廢死的爭論，代表執政黨而又支持廢死的選將，更應提出建議，要求法院提出一致、合理且符合比例原則的量刑標準，而不是讓人民感覺死刑適用與否是取決於文字或數字遊戲。
畢竟，司法的權威來自法律，司法的尊嚴來自公正，司法的信任則來自人民對判決的理解。當兩條生命被殺，法院卻以殺人數來量刑時，代表政府、司法機關、支持廢死者，正與社會正義之間逐漸撕裂信任，而這個判決將來可能形成示範效應，若被其他法院援用，恐怕對未來的重大殺人案件將造成衝擊。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1008004922-262104?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