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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故鄉智庫協會外交, 國防9 6 月, 2026125 瀏覽次數
作者:李翔宙(前國安局長、前駐丹麥大使)
美國與伊朗的軍事衝突再度升溫,美國持續以優勢空中兵火力、精準打擊能力、電戰技術、以及情報目標清單依序對伊朗沿岸防空設施發動系統性連環轟炸。伊朗亦強硬展開不對稱反擊,雙方雖在檯面下仍有接觸,但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明確指出談判已陷入僵局,美國總統川普則表示這場戰爭很快就會分出勝負。
一直以來,美軍對伊朗都掌控壓倒性的技術優勢,B-2隱形轟炸機、F-35聯合攻擊機、以及海基巡弋飛彈,使美軍能夠在伊朗防空系統幾乎無力有效攔截的條件下,對伊朗境內任何已知目標實施精準打擊;伊朗的防空系統設施遭到連環轟炸,正是這個技術不對稱在現實中的直接呈現,防空雷達被以目標清單逐漸依次被摧毀,意味著伊朗對後續空中打擊的預警和攔截能力,正在系統性地被剝奪。
美軍在波灣地區的基地網絡:巴林、卡達、科威特、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提供了覆蓋整個伊朗的打擊半徑,使美軍的持續性空中行動,有著充分的後勤支撐。
伊朗正規軍雖持續頑強抗衡,然其最大的戰略優勢卻是包含黎巴嫩真主黨、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拉克什葉派武裝、葉門胡塞武裝等區域網絡,這個「抵抗軸心」的多層次網絡,使伊朗擁有在多個地理方向,同時對美軍基地和以色列發動非對稱打擊的能力。這個網絡的分散性,使任何試圖「以摧毀伊朗中央指揮部來終結這些打擊」的方案,面臨著根本性的邏輯缺陷;這也是美國始終出現「戰術勝利、戰略困境」、傳統軍事勝利未必解決非對稱威脅的最大困擾。
川普表示「這場戰爭很快就會分出勝負」,其實隱含著一個戰略假設:通過有限的軍事行動,可以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達成改變伊朗政治結構的政治目的;然而這個假設,在戰略邏輯上,卻犯了現代戰爭史上反覆被驗證的根本性錯誤。
大忌一:以軍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的根本性悖論,「政權更替」的政治目標,有著軍事手段從根本上無法獨自完成的核心挑戰,2003年的伊拉克是最昭彰的歷史教訓。
大忌二:「有限戰爭」在對方的戰略文化中,可能被定義為「存在性威脅」;美國將這場衝突定義為「有限的、以改變行為為目的的精準打擊」。然而伊朗的政治和軍事決策者卻在打一場「無限」的仗,藉由政治意志的持久性、結構性的耐力優勢,打著「無限之仗」。
大忌三:「斬首」不等於「政治崩潰」,卻是神學加持的反作用力;在伊朗神學文化中被殺死的領袖,可能成為「殉道者」,其政治合法性在死後比在世時更強;這是伊朗政治文化的歷史現實,持續以強化而非削弱的方式繼續發揮政治動員作用。
大忌四:忽視「戰略縱深」對有限戰爭的根本性挑戰,冀圖「有限空中打擊達成政治目標」,卻因伊朗浩瀚無垠的國土,提供了足夠的分散化和縱深防禦空間,革命衛隊的分散式指揮架構,使任何精準打擊都面臨「消滅了若干設施,卻無法消滅分散的抵抗意志」的根本性挑戰;「有限空中打擊達成政治目標」的假設,在戰略邏輯上,建立在一個不符合伊朗現實的基礎上。
套用被譽為西方軍事思想先驅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最經典的核心名言:一場以「有限手段」追求「無限目標」的戰爭,在戰略邏輯上,是一個從計劃開始就已失敗的戰略;它失敗,不是因為美軍沒有摧毀目標的能力;它失敗,是因為「摧毀目標的軍事能力」,和「將那個摧毀轉化為政治目標的實現」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在現有的戰略設計中被完全忽視的鴻溝。這個警告,在2003年的伊拉克就已經被完整驗證了;若這場升溫的美伊衝突,仍然在以「有限戰略達成政權更替」的假設下推進,歷史的下一個驗證,可能正在準備以一個比伊拉克更昂貴的方式到來。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609002078-2621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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