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金財 (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近期賴清德總統在美家屬之住宅、車輛等遭監視情蒐案件，引發外界關注。另一方面，副總統蕭美琴訪問捷克期間，據聞遭中共外交人員駕車跟隨，捷克方面後續披露相關調查，使海外政治監控及人身安全問題受到關注。
這些事件凸顯三項變化：行動場域從台灣延伸至歐美第三國；對象從政黨、政治人物擴及家屬；影響層次則從兩岸政治競爭提升至國際司法、外交與主權問題。「中國因素」影響台灣政治的方式，也從傳統軍事、經濟與政治手段，逐漸延伸至資訊戰、認知戰及海外監控。「跨境鎮壓」因而從國際人權議題，進一步成為台灣國家安全與選舉政治的新課題。
「中國因素」介入台灣選舉，大致可歸納為資訊認知、經濟利誘、基層組織、交流統戰、資金滲透、軍事威懾及跨境施壓七種途徑。從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的軍事威嚇，到二○一八年地方選舉的資訊操作、二○二○年總統大選的認知戰，再到二○二二年的地方化與議題滲透，以及二○二四年結合ＡＩ、資金、基層網絡與灰色地帶行動，相關手段呈現由單一走向複合、由境內走向跨境、由公開威懾轉向隱蔽滲透的發展。
首先，從王立強案可以觀察「中國因素」如何進入選舉攻防。二○一九年底總統大選前，自稱中共情報人員的王立強指控中共介入台灣政治，一度引發高度關注，但其身分與部分陳述後續亦存在爭議。此案顯示，國安事件一旦發生在選舉期間，即使事實尚未完全釐清，也可能迅速轉化為政黨競爭議題。判斷境外介選不能只依政治指控，而應建立在司法調查與具體證據之上，避免國安議題淪為缺乏證據的政治標籤。
其次，跨境鎮壓最大的政治作用可能是「寒蟬效應」。其目的未必只是取得情報，更可能透過監控、跟蹤或對家屬施壓，提高政治參與及公開表態的心理成本。當政治人物或海外人士感受到即使身處第三國，行蹤、住所甚至家屬仍可能受到監控，便可能產生自我審查。這種無形的心理威懾，比單純宣傳更具長期影響，也可能透過媒體傳播，使個別安全事件轉化為社會集體的威脅感知。
然而，跨境鎮壓對選舉的影響具有雙面性。民進黨可能將相關事件連結「中國威脅」與民主防衛，強化國安、主權及抗中論述；國民黨、民眾黨則可能要求政府提出完整證據，並質疑國安事件是否遭到選舉政治化。其結果未必直接改變中間選民的投票選擇，反而可能先凝聚各政黨既有支持者，使藍綠基本盤更加鞏固。換言之，「中國因素」可能產生動員效果，卻未必形成跨越政黨認同的說服效果。
最後，「中國因素」的選舉效應仍有其邊界。總統大選涉及國家定位、外交、國防與兩岸關係，國安議題較容易影響選民；地方選舉則更重視交通建設、社會福利、地方治理及候選人服務。即使二○二六年地方選舉前跨境鎮壓成為焦點，也不能直接推論必然有利或不利於特定政黨。
「中國因素」正朝跨境心理威懾發展，但其政治效果並非單向，也可能產生國安議題政治化的反作用。政府應以司法證據、資訊透明及國際合作建立民主防衛機制；既不低估境外干預，也不無限放大「中國因素」。
＊本文原刊聯合報，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udn.com/news/story/7339/9801589?from=udn-catelistnews_ch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