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介正(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如果中國飛速的崛起促發了從華爾街到華盛頓，美國菁英群的集體焦慮，則今年已舉行兩次中美元首峰會所建構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使日本政商菁英界的集體焦慮更形深化。
俄羅斯總統普丁8月登上俄日爭議的擇捉島，北韓9月兩度向日本海發射導彈，北京自去年高市首相發表「台灣有事」言論後，官方往來幾近凍結。只看東北亞，日本的處境看似比台灣還麻煩。
日本菁英的集體戰略焦慮來自3個層面：中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快速崛起，台海安全環境的逐漸惡化，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的力不從心。「美日安保同盟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基石」這句近80年的說法仍然正確，但是在川普2.0將國家安全戰略重心緊縮成本土與西半球後，亞太國家屏氣沉思，日本更首當其衝。
日本的官方且制式的戰略思維一向是確保美日同盟堅若磐石，美國安全戰略尤其不能緊縮，甚至減少駐軍的議論。然而習近平與川普今年在5個月內兩度舉行高規格峰會，再度喚起28年前柯林頓總統專程赴中國訪問時，所流傳「從抨擊日本變成繞過日本」（from Japan bashing to Japan passing）的記憶。
近年來，日本安倍晉三政府倡議以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為主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試圖延伸歐巴馬政府時期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在沒有「亞洲北約」的現實中，鞏固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部署。高市早苗政府的做法更為積極：首相與防衛大臣頻頻出訪印太地區國家，討論區域安保議題；強化與澳洲共同研發生產武器，並進行高複雜度聯合演習；與菲律賓建立軍事互通，進行防衛裝備轉移以及海洋情勢感知能力合作。
日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充區域能力與角色，強化對外安保合作，逐步拓寬「專守防衛」在實務上的解釋與自衛隊的活動範圍。此種重塑日本的戰後安保定位，測試自我約束實質邊界的意圖，引發外界對其是否突破傳統防衛框限的辯論。
日本保守派長期推動「普通國家化」的漸進實踐，究竟是在美國全球戰略緊縮形勢下，做為「亞洲副警長」所不得不承擔的責任？或是北京所指目前高市政府懷有野心的「新軍國主義」？
持平而論，日本對外國援助確實已經從「官方開發援助」（ODA）延伸到「官方安全援助」（OSA），從過往專注國土自衛延伸到將鄰近他國的防衛能力視為日本安全的一部分。在美國川普總統決策的不可測性，美軍全球作戰力量吃緊的情況下，日本高市政府積極主動地連接第一島鏈以及印太區域內的盟友，並將自己的安保實力鑲嵌在夥伴網絡之中。此種做法更像是日本推出的「戰略焦慮下的集體自助聯盟」，即使沒有條約義務，也試圖將友盟的防衛能力串聯成嚇阻與韌性的網絡。
台灣的安全利益與日本當然相連，卻不可能相同。在中美講建設性戰略穩定以尋求階段性關係和緩時，台灣必須更自覺地為兩岸關係減壓擔起責任，更沉穩地處理台美安援合作。在中日因高市政府「台灣有事」之說與擴張安保網路而形成關係僵局時，台灣必須智慧地計較台日雙邊往來。
面對當前中美緩、中日鬥的險峻形勢，台灣更需要在「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煞車與油門之間，識緩急以擇輕重，避風頭以降風險，務實地讓北京、華府、東京三方均感知台灣並非眼前順手的籌碼，而是長遠高價的資產。
預計於11月中旬在中國深圳舉行的APEC領袖峰會上，倘若真的讓日本高市早苗首相眼巴巴地看著中美俄三方領袖闢室密談，東京要擔心的恐怕是比安保問題更寬廣厚重的「日本有事」。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930004580-262104?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