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岷欽（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近日，藍白陣營在立法院通過對賴清德總統的彈劾提案時，語氣莊嚴、辭令隆重，彷彿憲政時刻降臨。然而，這一刻真正啟動的，並不是總統下台的倒數計時，而是一場制度早已預知結局的政治演出。彈劾在台灣之所以「談何容易」，不是因為制度失靈，而是因為制度運作得過於精準，精準到幾乎不可能被政治多數推翻。
這正好構成一個值得比較的問題：為何在美國，彈劾總統可以反覆發生，甚至成為政治常態；而在台灣，彈劾卻幾近不可能？答案不在於誰比較民主，而在於兩套制度對「政治風險」的不同選擇。
在美國，彈劾是一種政治語言。眾議院以簡單多數即可提出彈劾條款，所謂 「不必然構成刑事犯罪，但足以破壞憲政秩序與公職信任的行為」（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本質上是政治責任的判斷，而非嚴格的刑事標準。彈劾可以失敗，失敗本身仍具政治意義。尼克森辭職、柯林頓未被定罪、川普兩度被彈劾卻依然活躍於政治舞台，都證明了一件事：美國制度容許彈劾成為高風險、可重複使用的政治工具，不一定推翻選舉結果，但足以在歷史上留下傷痕。
台灣的邏輯恰恰相反，彈劾在此不是政治審判，而是憲政醫療程序。除了立法院三分之二的超級多數，案件還必須送交憲法法庭進行實體審理，要求證明總統本人「明確、重大、可歸責地破壞憲政秩序」。政策歧見、預算衝突、行政與立法的權力拉鋸，皆不足以構成要件。這套設計的目的只有一個：防止任何政治多數，輕易否定人民透過選舉所賦予的總統正當性。
簡言之，美國的總統彈劾是「政治責任門檻」，台灣的總統彈劾則是「憲政破壞門檻」。因此，結論其實早已寫在制度裡：彈劾賴清德幾乎不可能成功。那麼，問題就轉向另一個層次——既然不可能，藍白為何仍要提案？
答案並不高深，卻相當冷峻。彈劾在台灣，是一種成本極低、聲量極高的政治工具：不需要提出替代治理方案，不必回答「若由你執政會如何處理能源、財政或社會分配」，更不必承擔不信任案可能導致改選的風險。彈劾唯一的功能，是把政治戰場從「政策成效」拉升到「存在合法性」——從「你做得好不好」，轉為「你配不配做總統」。
王爾德曾說，政治最大的誘惑在於戲劇性。彈劾正是這種戲劇的完美舞台。即便注定失敗，仍能對支持者宣告：「我們正在審判他。」這是一種象徵性的補償機制，也是對分立政府現實的情緒回應。
若進一步做一個反諷的制度實驗，問題會更清楚。假設美國採用台灣式彈劾制度，三分之二門檻、憲法法庭審理、極端違憲標準，那麼川普會發生什麼事？答案恐怕令人失望：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兩次彈劾、無數聽證會、對司法與國會的挑釁，多半只會被冷靜歸類為「高度爭議的政治行為，而非可成立的憲政破壞」。這個反諷並非為誰辯護，而是揭示制度差異的代價選擇。
美國承擔的是社會極化的風險；台灣承擔的，則是政治內耗的風險。當一個原本只為非常狀態而設的工具，被反覆拉入日常政治，未必會讓制度崩潰，卻會逐步侵蝕制度的節制精神。正如評論家孟肯的提醒：「民主最大的危險，往往不是錯誤的決定，而是人們對無效手段的過度迷戀。」
彈劾總統，談何容易？真正困難的，其實不是跨越制度門檻，而是在權力誘惑面前，仍然知道何時不該使用制度。成熟的民主，從來不在於你能動用多少武器，而在於你能克制多少衝動。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51231003772-262104?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