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2026年9月華府川習會落幕，美國總統川普高規格接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雙方強調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避免衝突與擴大合作，也再次引發根本問題：當美國追求「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中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兩個大國的復興是否真能和平共存爭論？
從經濟角度而言，美國成長並不須以中國衰退為代價，中國發展也不必然導致美國落後，將美中關係完全視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則過度簡化。然毋庸諱言，兩大國競爭早已超越經貿、科技，延伸至人工智慧、半導體、稀土、供應鏈、軍事安全及台海、新疆等領域爭論。
真正矛盾不是兩國能否同時繁榮，而是雙方都希望在未來國際秩序中維持或取得更有利位置。美中「共同繁榮」並非不可能，但「共同主導」全球秩序則顯得非常困難。換言之， 美國不容許中國動搖其主導地位；中國則追求自身的大國實力，雙方存在結構性競爭。此關係的本質不是聯手稱霸，而是透過「控制衝突、局部經貿合作」的穩定框架，在各自的底線上實現有邊界的共同繁榮。
一、修昔底德陷阱與美中權力競爭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可以用來理解上述結構壓力。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認為，當崛起強權逐漸縮小與既有強權的實力差距，易增加彼此猜疑、恐懼及戰略誤判。這並非「戰爭必然論」，而係闡明「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可能增加兩大國衝突風險。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認為，在無政府國際體系中，大國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最終意圖，故傾向累積相對權力並防止競爭者取得優勢。美國限制中國取得高階晶片與關鍵科技，中國推動科技自主及軍事現代化，都具有大國競逐相對權力特徵。美中競爭具有結構性，不會因一次元首峰會或友好對話氛圍而消失。
然肯尼斯・華爾滋（Kenneth N.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及「防禦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提供另一種可能：國家追求權力首先是為生存與安全，過度擴張反可能引發其他國家制衡。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提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說明一國為增加自身安全所採措施，可能被另一國視為威脅，形成螺旋式競爭。
例如，美國認為科技管制、強化印太同盟是在維護安全，北京可能視為圍堵中國；中國認為軍事現代化與科技自主是在保障安全，華府卻可能理解為挑戰既有全球秩序。雙方皆宣稱追求安全，結果卻可能使彼此更加不安全，形成一種安全悖論。
二、川習會：不是終結競爭，而是管理競爭
此次川習會比較像「管理競爭」（Managing Competition），而非「終結競爭」的峰會。雙方延長貿易休兵、繼續經貿協商，並建立人工智慧安全事故溝通管道，軍事與危機溝通亦持續推進。這些安排可以降低短期經貿衝突與戰略誤判風險；但關稅、先進科技管制、稀土、產業補貼、供應鏈與台灣問題等核心矛盾，並未根本解決。
川習會最大的成果，不是消除競爭，而是替競爭增加「護欄」（Guardrails）。雙方逐漸承認，美中競爭短期難以結束，重要的是防止競爭演變成不可控制的衝突。所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是美中兩國國元首會晤磋商形成共識，核心目標不是讓美中關係變為親密盟友，而是「不走向全面對抗和失控」，透過管控分歧、關稅休兵與適度競合，在結構性競爭中為雙方建立一個可預期的相處底線。
＊本文原刊梅花新聞網，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i-meihua.com/Article/Detail/57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