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世代貧窮，雖各國成因不一，但儼然已成為世界性問題。特別從2022年生成式人工智慧開始普及應用，許多初級工作紛紛被取代，就業機會大減。一職難求之下，青年處於事業起步、經濟脆弱的階段，勞動所得機會與條件都隨之惡化，更遑論藉累積資本創造財富。
在美國，除了前述新科技導入的結構性因素，近來川普政府的反覆不定，不僅企業難以進行規劃，擴張業務雇用新人成為奢想，連原本可能跳槽、甚至退休的在職員工，在憂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加劇之下，也不敢輕易離職，造成舊的不去、新的無法進入的勞動市場，讓青年就業問題更加惡化。
在2025年7月，美國16到24歲間青年失業率為10.8％，較2024年同期的9.8％攀升，也是同期整體失業率4.3％的2.5倍。美國青年勞動參與率2025年7月僅有53.1％，較2024年同期下滑1.4％，且與總體勞動參與率差距拉大，趨勢似間接證明了部分青年已選擇離開勞動市場，放棄找尋工作。由於10月到11月美國聯邦政府經歷破最長紀錄的關閉，當中又連帶造成聯邦政府及部分相關民間機構裁員，政府恢復運作之後，可預期新公布的資料恐將難以樂觀。
職涯早期的失業經歷會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已獲學術研究證實，包括薪資水準持續低於未經歷失業的同儕，此工資傷痕（Wage Scarring）效應導致終身收入損失。另，新鮮的人力資源未用即開始加速折舊，也提高了日後再次失業的機率。再者對青年而言，在其應快速累積經驗的階段失業，專業技能生疏甚至過時，職場人際網絡斷裂，降低其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大量勞動力的閒置，造成本應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不僅反成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的「啃老」負擔，嚴重者更埋下引發動亂的不定時炸彈。
由於心理成熟程度與人生經驗高度相關，加上新生代成長環境普遍較其長輩為優渥，挫折容忍度較低，面對求職四處碰壁的窘境，失業更易造成青年精神健康問題、自我形象破滅和絕望感，進而威脅身心福祉（Wellbeing）。對社會和總體經濟嚴重負面影響，斑斑可考，殷鑑不遠。2010年席捲突尼西亞、埃及、敘利亞、葉門等國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拉丁美洲智利、哥倫比亞、巴西在2020年代的抗爭、2024年孟加拉、2025年尼泊爾推翻政府的動亂，無一不與青年失業及貧窮有關，顯見此問題實不容小覷。
2024年台灣15到29歲青年失業率為7.92％，數字看似良好，但台灣青年貧窮問題實不會比美國輕微。由於高等教育體系過度擴張，一方面導致年輕人口延後就業而美化了失業數字，另一方面大學以上教育人才供給過剩，形成高才低就 （Underemployment） 的教育浪費。台灣親子關係較親密，成年子女同住父母居所普遍，且較歐美文化能為一般人接受。原生家庭的照顧，形成特殊的社會安全網。
產業結構更造成兩極化的工作機會。高科技產業薪資固然誘人，但占大多數的非高科技工作則呈低薪化，造成從業意願下降。所得財富差距加大，極易憤世嫉俗，轉為社會撕裂、民粹崛起的誘因。
面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的壓力，台灣更應積極應對青年所面臨經濟挑戰的課題。除了現行強化職業訓練、促進產學合作、改善技能媒合等偏重勞動供給面的策略，更可從需求面思考，透過產業政策鼓勵投資創新，引導高附加價值產業，創造更多需要專業技能、且有職涯發展的「體面工作」（Decent Job）機會，嘉惠青年世代，也促進經濟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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