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丙喜(合勤基金會執行董事）
輕鬆才能使人理智大開。好！先讓你的情緒不要天天都受社群流量或媒體聲浪的影響，來看看政治神經學與認知心理學有關人們投票行為的有趣發現，也自我檢測一下，你是隨波逐流之輩，還是清醒的選民？！
蔣萬安和沈伯洋對打的戲碼成了全台民衆天天收看的肥皂劇。泡沫多於藥方，情緒多於理性，值得擔心的是，傳播學上的「迷因」(meme）原則認定人看電視時的智商是不太用腦的小學四年級程度。選舉結果真的能選賢與能嗎？柏拉圖在希臘羅馬時代就提出的質疑，當今民主時代為何依舊一再發生？
人性為何有這樣容易墜入激情的陷阱？想想在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們在原野生存的關鍵是吃飯、睡覺和傳宗接代，特別是面對野獸威脅和異族侵擾都必須在瞬間決定戰鬥或逃跑，這個被腦神經科學定義為直覺式反應的動物腦至今三不五時仍主掌著我們的情緒。
人是有限理性的動物，傳统經濟學對人性的三大假設前提是：人是理性的、人是自利的、人一旦做了決定就不會輕易改變。然而，21世紀以來隨著腦神經科學及認知心理學的發展，行為經濟學經由科學實驗印證人的行為充滿認知的偏誤及陷阱，光在選舉中必須重視的非受迫性的行為偏誤就有傳染性偏見、廢話潮流、資訊偏差、群聚錯覺、小數法則、假共識效應、選擇盲從性、注意力錯覺、新聞錯覺、專業曲解與單因謬誤等等，理性控制非理性真的才是人類少笨一點之路，進而在投票行為上十分值得大家警惕。
當代民主的缺口在於大腦的認知錯誤
理性選擇與有限理性的侷限是人類行為旨在最大化效用，即便是有限理性，其認知也被視為單純的信息處理所層層障礙。神經政治學發現，去人性化不是一種可以被按比例縮小的普通訊息偏差，它是直接切斷社會合作迴路的物理斷裂。在博議論模型中，如果博弈一方在認知上將另外一方降格為物體，傳統的理性合作模型將徹底崩潰。
無論是理性選擇理論（Bounded Rationality）、羅爾斯自由主義（Rawlsian Liberalism）、馬克思主義（Marxism）或人權教育，都沉溺於「本體論本質範式」，錯誤地假設理性主體具備靜態且先驗的道德認知能力，並誤認去人性化可單靠規範宣示、制度設計或揭示客觀真理來消除，忽視了去人性化是一種日常且自動發生的神經認知機制。當選舉兩級對立非常嚴重的時期，等於對去人性化鋪了一道溫床。
以馬克思主義與「虛假意識」為例，他們將工人階級的順從歸因於「虛假意識」，假設剝削是一種「知識論或意識形態錯誤」，只要透過理論教育與客觀社會經濟結構真相的揭示，勞工就能恢復理性認知並發起革命，事實不然。
神經政治科學打破了馬克思主義過度樂觀的理性幻覺。人類無法僅憑邏輯和知識來治癒去人性化的缺陷。大腦對特定群體的厭惡感和智制化抑制，無法單靠一套正確的意識形態理論來重置。
「政治大腦視角」的科學發現及社會影響
政治大腦視角(Political Brain Perspective, PBP)的核心見解是，在構建任何社會合作理論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正視大腦物理層面的認知脆弱性。這也是投票行為必須重視的認知可能被高度操控的風險。
政治大腦視角是近年掀起的去人性化與超多元社會的神經政治理論，它剖析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對超多元（Hyperdiverse）社會的影響，它跨學科結合政治理論、政治學與社會神經科學，採用「由下而上的機制路徑與多層次整合分析」，強調大腦數據揭示的是「政治行動中的腦神經認知機制（what our brains do）」，而非將政治主體本質化的「我是誰的本體論（who we are）」。
PBP的重要發現是，去人性化並非僅限於極權暴政或極端仇恨的罕見異常，而是日常且自發發生的認知現象。其神經生物學核心在於抑制大腦負責「心智化」（Mentalizing / Theory of Mind, ToM）的神經網絡（如內側前額葉皮質 mPFC 活性下降）。這種前意識階段的神經去人性化歸因可在100 毫秒內自動發生，關閉對外群體的心智狀態推論，並透過立體的偏見行為映射圖譜（BIAS Map）轉化為「忽視」(Neglect) 或顯性攻擊。故意販賣偏見的選舉炒作也正在九合一競選中風行嗎? 大家不能掉以輕心。
政治與社會神經科學的起源與道德訴求
真正的政治團結不是建立在對人類理性的盲目的樂觀之上，而是建立在共同承認，並努力克服我們脆弱的神經本能的基礎之上。
社會神經科學與政治神經科學的誕生並非單純源於功能性核磁造影 (fMRI )等腦神經技術的出現，而是對 20 世紀民權運動與法西斯主義道德危機的直接回應。
心智化是人類進行複雜社會互動、建立同理心（Empathy）、同情心（Compassion）以及進行道德評價與社會合作的神經認知基礎。重點在依賴特定的神經網絡，核心區域包括內側前額葉皮質 (mPFC)、顳頂關節區 (TPJ) 以及後扣帶皮質 (PCC)。經過個體推論、歸因並理解自己與他人心智狀態（如意圖、信念、慾望、情緒、痛苦）的認知能力，從而找到理性管理非理性的科學方法。過度激情的選舉會降低人的心智化腦神經活動，清醒的選民要穿透這種情緒的暗黑操作。
結論：建構超多元社會的投票安全機制
在高度流動與超多元的現代社會中，傳統基於共同文化、統一宗教或高階理性契約的團結基礎已難以維持。PBP 為此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神經政治理論，認識到克服自發性、自動化的「前意識神經去人性化感知」，並維持對異己者的「心智化能力」是政治合作、民主選舉與跨階層團結的最低神經認知的先決條件。
現代的民主選舉經常高度處於「認知戰爭」(Cognitive Warfare) 與「認知團結」(Cognitive Solidarity) 的博弈之中。未來的選舉制度設計不僅要規範外在競選行為，更必須考慮人類社會大腦的認知局限，積極建構能夠促進跨群體心智化與人性化歸因的競選制度與環境。
＊作者為「新故鄉智庫」國政顧問，本文原刊風傳媒，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11172876#whole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