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近來社會輿論及學界每每討論洋流現象興起及其效應，且隨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助選高雄市柯志恩，再度韓流旋風再起，頗值得進一步反思探討。2018年韓國瑜掀起「韓流」，2026年沈伯洋逐漸形成所謂「洋流」，兩者雖然政治立場、動員方式及政策訴求不同，卻都展現政治人物透過個人魅力、媒體傳播及群眾認同，迅速累積政治能量的現象。
然政治旋風既可能激發民主參與，也可能強化政治對立與社會分化。從政治學及公共利益角度觀察，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只是「韓流」與「洋流」能否創造選舉勝利、取得政治權力，更在於政治旋風過後，究竟留下更多社會信任，還是更深的認同裂痕？政治動員能否轉化為公共治理，政治競爭能否促進社會整合，進而最終仍能建構超越政黨分歧的台灣命運共同體？讓民主成為台灣社會凝聚重要資產而非負債？
「洋流」的形成，具有政治行銷、媒體傳播、名人背書及個人形象轉型等多重特徵。沈伯洋先後接受王偉忠、李四端、平秀琳及趙少康等不同政治立場與風格的媒體人專訪，並登上《美鳳有約》，透過陳美鳳的生活化訪談展現個人經歷與家庭面向。
此外，財信傳媒集團董事長謝金河在《數字台灣》專訪沈伯洋，討論AI城市、都市更新及公共建設等市政議題；蔡康永現身競選總部、李安妮公開撰文表達支持，也進一步形成跨界名人效應。這些活動透過YouTube、Facebook、Threads及LINE等平台擴散，使沈伯洋逐漸從強調國家安全與反滲透的政治形象，轉向溫和、親切及善於溝通的候選人形象。
這種跨越政治同溫層的傳播模式，有助於降低中間選民的心理距離，也可能產生名人背書與社群演算法相互強化的聲量放大效果。樂觀者認為，這是新世代政治人物突破傳統政治結構的展現；質疑者則認為，過度包裝可能形成政治造神，使政治傳播取代政策論證。職是，「洋流」既有人為政治行銷的成分，也包含真實的群眾支持。然網路聲量不等於選票，名人背書不等於社會共識，形象轉型更不代表政策立場已經改變。
2018年的「韓流」，主要建立在基層群眾對經濟發展的期待、對既有政治體制的不滿，以及政治人物鮮明的個人魅力之上。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運用庶民語言，透過「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等口號，將經濟焦慮轉化為政治動員，形成大型造勢與群眾感染效果。
相較之下，「洋流」更依賴數位傳播、跨界媒體專訪、名人背書及政治形象重塑。兩者共同之處，在於政治人物個人魅力與媒體傳播相互強化；差異則在於「韓流」偏向經濟民生訴求與基層群眾動員，「洋流」偏向民主價值、國家安全與數位社群傳播。
然而，兩者也面臨共同的民主政治課題：政治動員是否只能透過強化敵我意識來凝聚支持者？政治人物是否必須透過貶抑對手，始能提升自身認同？如果政治旋風只能讓支持者更加團結，卻讓不同立場的民眾更加疏離，即使取得選舉勝利，也未必代表民主政治品質的提升。贏得一場選舉卻分化社會，激化政治社會更加極化，最終可能贏得權力失去命運共同體建構？
「韓流」基本上採取經濟交流優先的政策思維，強調透過兩岸城市交流、觀光旅遊、農漁產品銷售及經貿合作，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其政策邏輯是以交流降低對立，透過民間往來累積互信，但也可能面臨對中國市場依賴及政治風險等問題。
相較之下，「洋流」所反映的政治思維，更接近國家安全優先、風險控管及民主防衛。若延續沈伯洋過去對中國統戰、資訊滲透的高度警覺，兩岸城市交流可能受到更嚴格的安全審查。其正面效應是提高安全意識；負面效應則可能使正常的文化、教育、宗教及民間交流承受更高的政治成本。
兩岸政策不應陷入「交流即安全」或「交流即統戰」的二元對立。交流不能取代安全防衛，安全也不應成為全面阻斷交流的理由。尤其兩岸政策分歧不應演變為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對立。不同政黨可以提出不同兩岸主張，但不應因此否定彼此對台灣社會的責任與歸屬。
台北市長選舉終究是地方治理能力的競爭，而非單純的國家認同或兩岸立場選擇。「韓流」以經濟發展作為政治動員核心，較容易與地方產業、觀光及民生需求連結；「洋流」若以國安及民主價值作為主要政治號召，則必須進一步說明如何轉化為具體市政政策。
台北市民關心的住宅負擔、都市更新、交通建設、長照服務、青年就業及財政管理，均需要行政經驗、政策整合與跨局處協調能力。政治人物不能只擅長選舉動員，更必須具備解決公共問題、協調不同利益及整合社會資源的治理能力。
從公共治理角度觀察，政治人物取得選舉勝利，只是民主授權的開始。真正的治理責任，是從服務支持者擴大到服務所有市民，從選舉時的政治對抗轉向執政後的社會協調。無論「韓流」或「洋流」，都應有將群眾熱情轉化為公共參與，及將政治認同轉化為公共治理之責任。
「韓流」與「洋流」雖然具有不同的政治訴求，卻都可能透過政治同溫層、情緒認同及群眾動員，強化支持者的政治忠誠。這種動員模式有利於選舉造勢及組織凝聚，卻也可能形成「支持者與反對者」、「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使政治競爭逐漸轉化為社會認同衝突、政治極化，讓不同群體更加難以對話，從而降低台灣命運共同體凝聚。
首先，政治浪潮具有民主參與與社會分化的雙重效應。一方面，它能激發公民參與、提高政治關注；另一方面，當政治人物被高度英雄化、神格化，及反對者被負面標籤化時，便可能形成政治極化與社會不信任。尤其社群演算法易強化政治同溫層，使支持者不斷接收、強化符合自身立場的資訊，降低理解不同群體意見的意願。
其次，政黨政治分歧不必然造成台灣社會撕裂，真正危險的是將政策差異轉化為身份對立，甚至將不同政治主張視為對台灣的不忠誠。民主政治原本容許不同政黨、價值及國家認同相互競爭，但如果政治動員不斷強化敵我區分，便可能侵蝕人民對民主制度及共同生活的信任。如對不同兩岸政策主張者，動輒以親中賣台、中共同路人及在台協力者污名化；或是中共代理人或美國在台代理人、協力者標籤化之，皆甚為不妥。
復次，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並不要求所有人民具有相同的政黨認同、歷史記憶或兩岸立場，而是建立在尊重憲政秩序、民主制度、公共利益及共同生活責任之上。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核心，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在尊重、包容及容忍差異中，建立共同承擔中華民國未來的國家意願及目標。
最後，化解政治極化的關鍵，在於政治人物能否超越選舉動員邏輯，尊重不同立場，避免將政策歧見轉化為敵我關係。真正成功的政治領導，不只是凝聚支持者，更應具有整合不同意見、包容社會差異及修復政治裂痕的能力。如此，當贏得政治權力及政治職位，方能有助於建構共同體意識新社會到來。
「韓流」是經濟期待、庶民認同與基層政治動員的結合；「洋流」則是國安論述、數位傳播、名人效應及政治形象轉型的結合。兩者都可能激發公共參與，也共同面臨政治人物明星化、同溫層強化及社會極化的風險。
從政治學角度觀察，民主政治的價值不只是讓不同政治力量透過競爭取得權力，更重要的是在競爭過程中維持制度信任、社會包容及共同生活的基礎。政治競爭可以激烈，政策主張可以分歧，但不應因此破壞公民對國家及台灣命運共同體未來的共同責任。
真正有遠見及宏觀格局、視野政治領袖，不是僅讓支持者更加熱情、反對者更加疏離；而是讓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民，即使對國家認同與兩岸政策存在分歧，仍然願意共同生活、相互尊重，並共同承擔台灣的未來。
換言之，若政治浪潮只能帶來權力更替，卻留下嚴重社會撕裂，那僅只是個人及選舉的勝利，卻未必是共同體及民主的進步。唯有讓政治動員轉化為真正有效公共治理及民主治理，讓政治分歧轉化為民主包容、尊重，讓認同差異轉化為社會共同承擔，方是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真正形成的起點。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1018001289-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