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工商時報
根據美國財政責任委員會（CRFB）分析，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間，美國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為31.22兆美元，公眾持有聯邦債務則高達31.27兆美元，債務比率正式超過100％的心理關卡。而整體聯邦負債餘額更已超過39.3兆美元，負債比率升至125％。雖然經濟效果未必如數字這般驚人聳動，但由於美元是主要的價值儲存工具，其資產報酬為全球金融市場重要的錨定利率，不僅後續趨勢需密切觀察，美國財政的發展亦值得我們反思。
美國國債規模正式超越國內生產毛額，乍看令人不安。然而隨財政赤字擴大、人口高齡化造成社會福利支出大增，以及疫情後持續擴張性財政政策，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超越GDP，本在市場意料之中，因此股市未現恐慌，反而續創新高。顯示此非突如飛來的黑天鵝，華爾街早已將此一發展納入資產訂價中。
對一般家庭而言，「總負債餘額超過年收入」意味著高財務風險。然而經濟波動下，貸款餘額高過年收入，是有可能發生的；然而一旦收入成長停滯、利率持續上升，銀行開始質疑還款人的還款能力時，則再穩固的財務結構，也可能面臨債務崩塌。
真正值得關注的並非債務比率是否跨越若干百分比，而是這項比率未來是否持續攀升，甚至脫離可控範圍和速度，動搖債務的可持續性。而一國財政可持續性的首要關鍵，就是經濟成長與債務累積速度相對比率。即使政府持續增加債務，若經濟成長率長期高於政府債務成長率，債務比率仍有機會逐步下降。
二戰後的美國便是典型案例。戰後美國公債一度超過GDP的120％，但在經濟繁榮、高生產力與人口紅利帶動下，債務負擔得以逐步消化。目前歐洲多個（如英國、法國）老牌經濟大國面臨成長停滯，而社會福利帶動的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債務比率已有陷入雪球效應的危機，又是一反例。
利率水準是否維持在政府財政可承受範圍內，是另一因素。2008年後十多年超低利率環境，使美國政府得以極低成本進行融資，也讓市場一度低估高債務的風險。然而，隨通膨結構性上升、聯準會政策利率目標上移甚多，全球資本成本提高，美國政府逐漸從零利率財政走向高利率財政。當聯邦債務規模突破39兆美元時，平均融資成本上升1個百分點，每年新增利息支出便增加近2,400億美元（部分在低利率時期所借之債不受影響），財政政策靈活性將難以為繼。
國際投資人是否仍持續有投資美國國債意願，恐怕是最重要的一點。美國國債是全球金融體系最重要的無風險資產（risk-free asset），也是美元體系運作的核心基礎，搭配美國二戰後世界超強的國力所衍生出來的公信力，造就非如其他國家泛泛的政府債券。只要全球央行、主權基金、退休基金及國際機構投資人對美國國債仍有信心，美國政府便坐擁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融資能力與政策空間。
然這項優勢並非理所當然，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就針對一些令人不安發展的提出警告。美國近年來頻繁出現的政府債務上限僵局、財政赤字擴張等財政紀律廢弛的表現，以及部分國家推動「去美元化」的政策倡議，挑戰美元霸權的地位，再再使市場重新評估持有美國資產的長期穩定性。雖然目前仍看不到足以取代美元與美債的替代選項，但國際資本的信任，是一項需要長期累積、卻可能因失誤政策而快速流失的無形資產。
美國國債超越GDP像是一個警惕的路標，真正決定財政前途的，是市場對一國未來成長能力、政策可信度與制度韌性的信心。這不僅是美國未來的考驗，對於正搭上人工智慧、能源轉型與產業升級列車，但國際地位孤立、毫無財政外援的台灣而言，亦值得深思。畢竟市場並不懲罰負債，而只懲罰無成長前景、棄財務紀律，失市場信任的負債。
＊本文原刊工商時報，經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tee.com.tw/news/20260629700038-439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