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大濛》下檔數月，近日登上Netflix，再度掀起討論。這一波熱議，表面上是遲來的觀影潮，實則是一個久懸未決的問題重新浮上檯面：當公共資源系統性地傾斜於特定歷史敘事，台灣的文化治理，究竟還剩多少中立性可言？這個問題，不應迴避。
一、票房之外，補助之內
《大濛》描述嘉義少女阿月北上尋姊、共赴認屍的故事，題材催淚，情感張力真實。就電影語言而言，它有其完成度。然而，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遠不只是一部電影那麼簡單。
公開資料顯示，《大濛》獲得政府相關補助逾3000萬元，票房破億之後，又於金馬獎入圍11項，摘下最佳劇情片等多項大獎。文化部輔導金加上金馬獎的光環加持，構成了一條完整的公共資源增益鏈。問題不在於這部電影拿了多少獎，而在於：公共資源的挹注，是否已對文化生產形成了結構性的誘導？這不是電影批評的範疇，而是文化政策的核心命題。
二、歷史脈絡不可切割
白色恐怖是真實的歷史創傷，國家暴力的罪責無可迴避。但歷史的誠實，要求我們不能只說後半段，而刻意省略前半段。
1949年的中華民國轉進台灣，不是國共內戰的終結，而是內戰邏輯的延伸與凍結。島內的政治肅清，從來就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它鑲嵌於一個冷戰格局、兩岸對峙、中共持續滲透的高度安全威脅脈絡之中。以《光明報》事件為例：涉案的鍾浩東等人，並非純粹的讀書青年，而是在地下組織的架構下，傳遞中共指示、期待共產黨渡海解放台灣。這在任何主權國家的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下，都構成叛亂罪的要件，不因當事者的理想性而消解。
更根本的歷史假設題是：若這條地下共黨路線當年成功，台灣今日的言論自由、選舉民主、宗教自由與私有財產制度，還會存在嗎？台灣人民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公民。這個問題，不是恐嚇，而是歷史的真實邏輯推演。任何嚴肅的白色恐怖敘事，都無權迴避它。
《大濛》以及類似的影視作品，選擇性地保留了苦難，卻切除了苦難所嵌入的政治結構。這不是歷史的再現，而是歷史的重新剪輯。
三、民進黨的雙重標準
這裡出現了當代台灣政治最具諷刺性的結構性矛盾。民進黨政府今日以「反共諜、反滲透、反統戰」為施政主軸，《反滲透法》的立法、對中共代理人的警示，幾乎成為執政黨的核心政治論述。然而，同一個政府，卻以納稅人的錢，系統性地補助、獎勵、放大那些將當年地下共黨組織美化為「思想犯」、「民主先驅」的影視作品。
邏輯的矛盾在此：地下共黨組織的目標，是將台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這與民進黨今日所反對的中共滲透，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差異僅在於時間軸。若今日的中共滲透是威脅，昨日的中共地下組織，為何可以在政府補助的電影裡被浪漫化？
唯一能解釋這個矛盾的答案，令人不安：民進黨反對的，不是共諜本身，而是「不利於民進黨政治敘事的共諜」。反共，在此淪為選票工具；抗中保台，在此成為操作性口號。這是政治上的選擇性失明，也是文化治理上的意識形態雙標。
四、聲音符號的汙名政治
音樂人韓羅賢的觀察值得正視：《大濛》中緝捕地下共黨組織的情治人員，幾乎清一色操山東腔。這個設計，看似只是方言選擇，實則是一套聲音符號的政治編碼。台語等於受難者，山東腔等於加害者——這種語言符號的道德二元化，在政治學上有明確的名稱：它是族群刻板印象的影像再製，是透過文化文本完成的汙名建構。
外省族群跨越閩粵湘贛蘇魯豫各省，語音、文化、出身背景極為多元，豈能以山東腔一以概之？以膚色辨識國籍尚且粗陋，以口音指涉道德位置，則是更為粗糙的身分政治。然而，這樣的敘事設計，卻得以通過輔導金審查，並且在金馬獎的掌聲中被進一步背書，值得深思。
五、劣幣驅逐良幣的文化市場
比較文化政策的視角有助於釐清問題。有論者援引南韓《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華麗的假期》為例，主張台灣理應以同樣的力度書寫歷史創傷。但這個類比在結構上存在根本差異：光州事件是1980年代南韓公民反抗軍事獨裁、爭取民主化的運動，其性質更接近台灣的野百合學運與解嚴後的民主化歷程，而非1950年代冷戰格局下、具有明確外部政治效忠對象的地下叛亂案件。不同的歷史結構，不能因為都帶有「國家鎮壓」的外觀，就等同視之。
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能不能拍白色恐怖」，而是：當創作者發現某些題材更容易獲得補助、某些立場更容易入圍獲獎，文化生產的誘因結構就已被扭曲。在政治正確的競標場裡，作品的藝術完整性與歷史誠實度，注定敗給政治適配度。這是文化政策學所熟知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策誘導出的系統性偏斜。
試問：若有創作者今日申請輔導金，題材是完整呈現地下共黨組織的運作邏輯與政治效忠，或者是描繪台獨路線如何可能將台灣青年推上戰場，這樣的作品能否取得同等規格的公共資源支持？能否在金馬獎獲得同樣熱烈的評審回響？答案，不言自明。
六、拿納稅人的錢，教納稅人的歷史觀
法國文化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指出，文化場域的象徵資本，從來不是在真空中自由競爭的；當國家機器介入文化場域的資源分配，它同時也在介入意義的生產與合法化。台灣今日的文化補助機制，正在以布迪厄所描述的結構邏輯運作：國家資本轉化為象徵資本，象徵資本再回頭強化特定的歷史認識論。
用最直白的語言說：老百姓的稅金，經過政府的文化補助機制，生產出特定的歷史敘事；那套敘事再透過獎項光環、串流平台與媒體報導，回過頭來塑造納稅人對歷史的理解、對族群的觀感、對政治立場的情感認同。這不叫文化扎根。這叫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柔性操作。
《大濛》的問題，從來不只是一部電影的問題。它是台灣文化治理深層矛盾的一個顯影劑。霧中的風景，或許動人；但當那片霧是政策精心製造的，我們就有責任問：霧散之後，究竟還剩下什麼？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610003539-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