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時
在民主政治中，權力不僅來自選票，更來自持續接受監督的義務。然而，賴清德總統上任以來，面對立法院的憲政監督，卻一再選擇退縮與規避，從國會改革到遭立法院提出彈劾，皆拒絕出席、拒絕對話，不僅只敢躲在大法官背後，甚至連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都不願承擔。此種行徑，已非政治策略，而是對民主責任的迴避與怯懦。
拒絕面對民意 轉嫁責任
回顧2024選前，賴清德在政見會上強調願意「欣然赴會」到國會報告，展現對民主制度的尊重；然而選後卻屢屢推諉，將總統赴立法院說明政策限縮為「報告即可、不問不答」，堅拒即問即答、統問統答。倘若國情報告只是行政權單方面的報告，這無異於把立法院當成總統府延伸的記者會場域，而非憲政體制中制衡行政權的重要平台，與元旦、國慶等談話，差異在哪？
必須指出，以總統的憲政能見高度，本就不缺舞台，要發布國政方向，任何場合皆可進行；但唯有國會，才是民主制度中要求行政權接受實質檢驗的場域。拒絕在國會接受問答，並非捍衛憲法，而是削弱憲法精神。當行政權拒絕被問責，民主便淪為形式。而一個民選總統拒絕面對民意，在人民頭家看來，確實是很孬的一件事。
更令人憂心的是，賴清德面對彈劾程序時，再度以違憲為由全面迴避，刻意混淆國情報告與彈劾說明兩種截然不同的憲政法源與制度邏輯。彈劾本質上即為憲政的追究機制，賴清德一句「我不貪不取，為何被彈劾」的憤慨之言，顯示其對憲政責任理解的貧乏，也暴露出一種自信不足下的防衛性傲慢。政策說明何干不貪不取？
若真如其所說，政策站得住腳、決策合乎民意，那麼最合乎「更大民主」的作法，正是走進立法院，直面質疑，公開辯論，讓真理在交鋒中澄清，讓決策更公開透明。再不然，不到國會，接受和在野黨進行全國公開性的辯論總行吧？還是說，在賴清德的憲法裡，電視台也是違憲場域？
當年，賴清德尚能在競選期間與對手進行電視辯論，為何當選之後，反而失去面對在野黨與民意代表的勇氣？這樣的轉變，難以用憲法解釋，終其原因，只能歸因於權力心態的改變。頂著憲法當鋼盔，卻完全曲解憲法精神。
更諷刺的是，行政院長卓榮泰成為第一線承受政治炮火的角色，而真正發號施令者卻隱身幕後。但在民主政治中，總統並非可以無限退居幕後的「藏鏡人」，更不該讓行政院淪為政治保險栓，當一個「影武者」。當政策爭議與憲政風險浮現，總統卻選擇讓閣揆獨自承擔，這不只是制度扭曲，更是責任轉嫁。
把憲法當盾牌 民主獨裁
台灣民主的歷史並非一蹴可幾。過往無論是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乃至於蔡英文，皆曾在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中，透過朝野對談、國會互動，累積制度信任與民主慣例。這些歷史經驗證明，民主並不因對話而受傷，反而因拒絕對話而枯萎。
然而，在賴清德時代，這條民主累積的道路卻面臨中斷。沒有對談、沒有辯論、沒有回應，只剩對憲法的選擇性詮釋，以及對監督的不耐與逃避。或許，從賴清德過去在公眾面前頻繁失言的經歷來看，減少曝光、避免失言，確實是一種「務實」的風險控管；但這樣的選擇，換來的不是憲政穩定，而是民主空洞化。
民主領導人最基本的素養，不在於永不犯錯，而在於願意為錯誤負責、為爭議說明，與不同意見溝通。但當總統選擇躲進權力深宮，把制度當成遮蔽物，把憲法當成盾牌，所展現的不是務實，而是怯懦；不是謹慎，而是傲慢。這樣的統治方式，終將讓行政權與民意的距離愈來愈遠，也讓台灣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承受不該承受的倒退風險。
民主從來不是「不問不答」，而是「敢問、敢答、敢承擔」。若這一點無法被當權者理解，那麼問題已不只是政治風格，而是民主本身正被消耗殆盡。沒有對談，就沒有理解；沒有問責，就沒有民主。當行政權拒絕接受立法權監督，台灣所面臨的不只是一次政治風波，而是一場正在發生的憲政退化。民主獨裁的警訊，值得台灣人民嚴肅以對。
＊本文經中時授權轉載，原文連結：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122003982-262101?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