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台灣高等法院針對三中案為第二審判決，包括前總統馬英九在內的同案被告，再獲無罪，而因被告在一、二審皆判無罪後，檢察官原則上不能上訴，糾纏20年的三中案，或會因此終結。惟從此案，卻已凸顯檢察權的難以抑制。
三中案源於2005年開始，時任國民黨主席的前總統馬英九，為避免執政者處理所謂不當黨產，致將中視、中影與中廣等公司之股權為交易，即遭民進黨立委向高檢署查黑中心為告發，之後由最高檢察署特偵組接手，並經8年調查，才於2014年以查無不法為簽結。
而依刑事訴訟法，同一案件經不起訴或緩起訴確定，僅有在有新事實、新證據時，才能重新起訴，但因簽結於法無所依，致不受任何法律拘束，故在2017年改朝換代，且特偵組也遭廢除後，改由北檢重啟調查。從此也暴露出，檢察實務自行創出他字案的簽結手段，不僅法無所據，也因案件範圍與被告無從特定，既影響相對人的訴訟權及法律的安定性，更容易淪為政治工具，致必須加以檢討。故在三中案並無任何新事證下，北檢仍於2018年以違反證交法的非常規交易等罪，起訴前總統馬英九等人。
雖依據證交法第第171條第1項第2款的非常規交易罪，法定刑為3到10年有期徒刑，甚至不法獲利逾1億元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實屬相當嚴重之犯罪。惟因馬前總統於案發當時，並非是黨營企業的董事或經理，勢必得證明其對這些公司具有實質的控制權，或與經營者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的共同正犯地位，才有成罪之可能。又因檢方未能查有任何因賤賣黨產而收回扣之情事，就更得全力舉證不合營業常規的交易及公司的重大損害。
尤其是非常規交易罪，檢方就算提出賤賣差價、獨厚特定者、買方無資力與損失的財產利益等等證據，但基於私法自治以及估算方式未必只有一種，再加以不合常規、重大損害等，皆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就應更堅守罪刑法定與證據裁判原則。
只是訴追者於法庭上之舉證，實顯得相當薄弱，第一審因此判決無罪，似屬必然。即便如此，檢方仍依慣例為上訴，雖經第二審判決無罪，檢察官原則上不能上訴，但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其仍可以判決適用法令有違憲法等空泛理由來上訴，致使訴訟繼續糾纏。
從此更可看出，檢察官在偵查中擁有諸多強制處分權，被告在法庭也與之不對等，故若檢方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超越一般人合理懷疑之有罪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判決無罪，現行法制仍允許檢察官可毫無限制為上訴，實難找到任何正當化之理由。這既是一種有罪推定，更使被告陷入長期訴訟之苦，致應在立法上，否定檢察官對無罪上訴之權限，才能有效保障被告的迅速審判權。
而即便三中案以無罪確定，對於有否濫權訴追或不訴追之刑事究責，除有法律的嚴格障礙外，更可能因當初的起訴者，現已居更高之權位，致難以為訴追，就更顯得人民的無力與無奈。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102003802-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