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近日在臉書悼念黃百韜將軍，強調應追思「為國而戰的國軍，而非共諜」，並將黃百韜的「反共」事蹟置於敘事核心。黃百韜是鐵錚錚的抗日名將，加上他在國共內戰中英勇剿匪的事蹟，因此成為軍校的楷模。賴清德一味凸顯黃百韜反共，卻避提他「抗日」，除對歷史不誠實，也扭曲先烈的護國精神。
歷史不應選擇性詮釋，更不應為了政治操作，剪貼成政黨文宣工具。放大黃百韜的反共角色、卻淡化其抗日功勳，表面上肯定國軍的犧牲，實則反映了賴總統的策略性取捨。當政府擷取片段歷史來建構認同敘事時，歷史便不再是人們共享的記憶，而成了特殊政治目標的延伸。這除了可能造成敵我意識的崩裂，短期或許能收打擊政敵之功，長期卻將削弱社會對歷史全貌的認知，破壞社會共識的凝聚。
賴清德對黃百韜的敘事，與當前中日台關係的敏感氛圍交錯，更可能產生扭曲的效果。日相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論引發北京強烈反應，已使區域緊張升高；此際，賴政府不但未警覺台灣夾處其間的難處，反而不斷向日本釋出靠攏的訊號，刻意與對岸叫板，顯不明智。
賴政府最近推動「赴日觀光」等政策，總統並以「既然中國旅客不去日本，我們就帶團去」公開表態，再加上行政部門的敲鑼打鼓，已使原本尋常的旅遊決策安排升高為刻意的外交姿態。當觀光政策變成外交訊號，背後的經濟與策略考量就更需要被檢視。大陸禁止日本水產，台灣就猛吃日本漁獲，進而解禁福島核食；這種政治超越民生的決策，更說明賴清德團隊對國政的「巴夫洛夫反應」有多麼弱智。
就在此刻，國內旅遊業及地方產業仍在力求復甦，政府卻大聲嚷嚷「挺日」，甚至在國內觀光產業活動中推銷對日觀光，當然會使困境中的國內觀光與服務業感到不是滋味。政府坐視國旅困境不顧，卻一時興起力推日本旅遊，國內業者當然會產生相對剝奪感。賴政府為了抗中而「媚日」，為了媚日而「輕台」，民間當然不會感到愉快。
更深層的問題是，政府動輒訴諸情感與象徵性語彙，取代了明確的決策思維，國家的外交彈性必然逐漸縮小。台海關係本來就敏感脆弱，政府若在高市談話引發的緊張時刻強化與日本的象徵綁定，無異自行壓縮我國在美、日、中之間的策略空間。外交若流於民粹化，國家利益即難以保持獨立客觀，將使台灣被國際局勢推著走。
再看，賴政府將黃百韜當成「政治符號」攻擊國民黨，卻未藉此開啟深一層的國防和國家認同討論，也是一種廉價而扭曲的操作。當總統用歷史象徵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輿論與學術界即應揭開其中脈絡和問題，而非被情緒帶著走。唯有維護歷史真實性並促進成熟的公共討論，台灣才能在內外挑戰下穩健發展。
台灣社會需要的，不是「親日」或「反中」的膝射式情緒，而要有基於自身利益的長期戰略思考。賴總統更應回答的問題包括：地緣風險升高時，我們如何保持策略自主？如何在國際角力中確保自己的餘裕？國防、外交與民生如何在真正的風險中展現韌性，而不是用文宣口號來填補社會想像？
緬懷烈士、誠實面對歷史，應是超越黨派的共識。賴政府把黃百韜簡化成「反共」的符號，卻剪去他「抗日」的史實，除暴露他的投機，對民眾也是不誠實的。在高風險的國際局勢下，為了「反中」而「媚日」，卻忘記要「保台」，可能不知不覺中把台灣推向更大的危險。
＊本文經聯合報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udn.com/news/story/7338/9165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