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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凱鈞(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博士生)
近年來,民進黨政府時常高調抨擊中國大陸「跨境鎮壓」,近日更因相聲演員黃逸豪遭人策畫「假車禍」撞傷一案,再度大肆宣傳相關議題。新北地檢署已依重傷害未遂等罪嫌起訴五人,並指出幕後者涉及中國大陸人士。暴力犯罪,自應依法究辦,但幕後主使者是否涉及大陸官方情治機構尚未釐清前,政府及親綠媒體便以眾口鑠金的方式,認定對黃某的傷害是「跨境打擊」,這只會使此事淪為選前的政治操作。
之前,民進黨立委沈伯洋之父沈土城,近日被大陸國台辦指稱,其旗下公司遭限制交易後,仍透過其他公司繼續與大陸企業往來。勞動部長洪申翰9月也才親自前往南京參加APEC部長會議,並平安返台。兩相對照,一方面,這種被北京公開制裁的政治人物及其親屬,仍在大陸經商;民進黨高層官員更能親赴大陸參與國際會議。另一方面,原本並非政治核心人物的相聲演員,卻因幾句諷刺習近平的台詞,遭到境外人士出資策畫暴力傷害。倘若如此,大陸出手的標準未免失了準頭。民進黨政府不解釋自家人前往大陸撈錢,也未釐清個別犯罪與國家情報行動的界線,便將北京描繪成無孔不入、隨時能在全球抓人、傷人的暴力機器,如此的「跨境鎮壓」論述,又如何令人信服?
「跨境鎮壓」最好的例子還得看前蘇聯。1948年8月12日,美國紐約一位蘇聯女教師卡森金娜因不願返回祖國,最終竟從蘇聯駐紐約領事館三樓跳下,身受重傷。美國政府隨後指控蘇聯外交人員限制其人身自由,並撤銷蘇聯總領事的職務許可。這起事件不僅引發美蘇外交風波,更成為冷戰初期蘇聯政府試圖控制海外公民的象徵。且早在1930年代,蘇聯秘密警察便曾在西歐綁架白俄流亡將領。當時流亡歐美的反共俄僑心中,蘇聯使領館及其情報人員是必須戒慎恐懼的存在。當時流亡在外的俄國人根本不敢靠近蘇聯駐外使領館以及各類親蘇團體、協會的駐點。這種恐懼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數十年來的綁架與迫害之上。
若以這段歷史對照今日中國大陸與海外異議人士的關係,就不難發現所謂中共的「跨境鎮壓」在境外被異議份子喊得震天價響,卻難有實際紀錄可以佐證。
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大批中國民運人士流亡海外,其中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更是北京當年公開通緝的知名人物。然而,這些人流亡後,長期以公開身分生活。他們不僅頻繁接受媒體訪問、高調參與政治活動,公開批評北京。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知名民運人士外,還有其他數量龐大的新民運、台獨、藏獨、疆獨、港獨的政治團體及人物,長年直接在大陸駐外使領館門前「貼臉示威」。從華盛頓、倫敦到東京,每逢當地節假日、以及六四紀念日、大陸國慶等重要時刻,便有抗議者高舉旗幟、呼喊反共口號,甚至當著中國外交人員與媒體鏡頭,公開要求推翻共產黨。
數十年來,無論有名與否,反北京一派不僅暴露容貌,部分人士更在網上公開姓名、組織及聯絡方式,任憑個資在網路上流傳。若北京真如某些政治宣傳所描述,能夠在境外任意綁架異議人士,這些人又何以敢於反覆前往使領館門前,當面挑戰中共?他們是真的「不畏中共迫害」,還是他們從骨子裡就不真的相信大陸有「跨境鎮壓」的意願與能力?
今日民進黨政府屢次以「跨境鎮壓」、「長臂管轄」形容北京會對台灣人進行追訴與施壓,甚至警告部分人士存在境外遭逮捕的風險。筆者認為,政府向國民提示具體安全風險,本屬職責所在;但若因此讓民眾誤以為北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世界各國抓捕台灣人,甚至來到台灣境內進行「鎮壓」,製造紅色恐怖,恐怕大眾就必須重新檢視這種說法,並要求政府提出更確切的現實依據。
兩岸關係已經夠緊張,政府應向人民清楚說明何種行為有實際風險、何種國家可能配合引渡,以及如何尋求法律與領事協助,而不是只讓「跨境鎮壓」四個字成為內部政治鬥爭的萬用標籤。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1013003923-262104?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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