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一名義務役士兵入伍成功嶺後，短短數日內接連拒絕集合、抗命、辱罵幹部，不但推倒輔導長，還揚言「出營區的時候弄死你」，最後甚至企圖衝出營區。如此行為，已不是單純的不適應、鬧情緒，更不是一般營區內的管教摩擦，而是對軍隊指揮體系最直接的挑戰。
台中地方法院最後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卻宣告緩刑三年，只須向公庫支付六萬元。法院所持理由，是被告後來已努力適應部隊、情況明顯改善、即將退伍，並且坦承犯行。
站在一般刑事司法的角度，這樣的判決或許並非毫無法律依據。《刑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符合一定條件並認為暫不執行刑罰較為適當者，可以宣告緩刑，也可以命被告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
然而，軍隊畢竟不是一般社會組織。
軍隊之所以能夠存在，不只是因為有槍、有炮、有營區，更在於命令可以被執行，指揮體系可以被信賴。一般職場中，部屬拒絕開會、辱罵主管，最多離職或解僱；但在軍隊裡，拒絕集合、違抗命令、攻擊長官、企圖離營，所破壞的是整個部隊在危急時刻能否行動的基礎。
今天可以因為「不適應」而拒絕早點名，明天是不是也能因為害怕而拒絕站哨？平時可以對輔導長揮拳、恐嚇，戰時又如何期待官兵在砲火下服從命令？
《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九條明定，對長官施強暴、脅迫或恐嚇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之所以設下這樣的刑度，正是因為被侵害的並不只是長官個人的身體與安全，更包括軍隊的指揮權威與紀律秩序。
如今法院雖然判了一年三個月，形式上高於最低刑度，但加上緩刑之後，被告實際上不必入監。社會最後看到的訊息，很可能不是軍法仍然存在，而是即使連續抗命、推倒長官、出言恐嚇，甚至企圖逃離營區，只要後來表現改善、即將退伍，再繳六萬元，依然可能不用服刑。
六萬元或許能夠完成一項緩刑條件，卻買不回受到衝擊的軍紀，也不足以回答那些每天依法服役、服從命令的官兵：為什麼守規矩的人必須承擔辛苦，公然破壞規矩的人反而可以在退伍前獲得寬典？
嚴格來說，台灣並未「廢除軍法」。《陸海空軍刑法》依然存在，被告也是依軍刑法定罪；真正被實質停止的，是平時的軍事審判制度。2013年修法後，現役軍人平時觸犯軍事犯罪，改由普通檢察署及法院依《刑事訴訟法》偵查、審判，只有戰時才適用軍事審判。
問題就在這裡。普通法院習慣從個別被告的人格、家庭、身心狀況與再社會化可能性衡量刑罰，這是一般刑事司法應有的人權考量；但是軍事犯罪還多了一個普通犯罪所沒有的面向，就是行為對指揮權、部隊秩序、戰備能力及其他官兵心理所造成的影響。
當承審者缺乏部隊生活與軍事專業經驗，便可能看見一名即將退伍、已經改善的年輕人，卻沒有充分看見一名士兵當眾抗命、攻擊長官後，其他官兵如何看待命令與紀律。
當然，主張恢復軍事審判，絕不是要回到過去由軍事長官干預偵查、控制審判甚至影響判決的舊軍法。舊制度侵害人權的歷史教訓不能遺忘。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獨立、專業且受司法監督的新軍事審判制度：軍法官應具有充分的身分保障，審判與指揮體系必須分離，案件應公開透明，並保留向普通法院上訴及救濟的機會。
政府在2025年已宣布推動恢復平時軍事審判，並提出軍事法院組織、軍事檢察署組織及軍法官人事保障等改革方向，強調軍事犯罪以軍人職務上的犯罪為主，一般犯罪仍交由普通司法處理。方向既已提出，就不應只停留在口號與草案之中。
同時，修法不能只是把同一部法律、同一套量刑標準，從普通法院搬回軍事法院。對於抗命、逃亡、攻擊或恐嚇長官等核心軍事犯罪，應明確要求法院把破壞領導統御、影響部隊秩序及削弱戰備能力列為重要量刑因素；若要宣告緩刑，也應提出比一般犯罪更嚴格、更具體的理由。
軍中當然需要心理輔導，也應在新兵入伍初期及早辨識身心疾病與適應困難。能夠治療的應治療，確實不適服役者應建立合理的退訓或轉介機制。但是，關懷不能變成縱容，身心不適也不能自動成為暴力、抗命與死亡恐嚇的免責理由。
軍隊可以有人情，卻不能沒有軍紀；司法可以給人改過的機會，卻不能讓寬容的代價由整支部隊承擔。
當一名士兵推倒輔導長、恐嚇長官、企圖逃營，最後只換來緩刑與六萬元公庫金時，我們真正應該追問的，不只是這名士兵有沒有改善，而是這樣的判決傳遍營區之後，下一名幹部還能憑什麼領導部隊？
國家要求官兵在戰場上服從命令，首先就必須建立一套讓命令受到尊重、讓軍紀得到保障的司法制度。否則，我們買再多武器、編再多國防預算，也可能只是在打造一支裝備昂貴，卻不敢確定命令能否被執行的軍隊。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710002252-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