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工商時報
近幾年受惠於AI產業發展，帶動台灣整體經濟快速擴增，進而更創造出可觀的政府稅收。由於預估115年度總預算的執行又會出現巨額超收，行政院已於日前提送追加歲出預算至立法院審議。但這也正是國民黨提出《全民共享經濟成果及穩定民生特別條例》（共享條例）的原因，以國民黨的估算，115年度的超收金額將達1兆元以上，所以主張今年政府應該先編列特別預算普發現金二萬元給民眾。
行政院雖然反對國民黨的提案，因預估明年預算執行仍然會有超收，故在116年度總預算中，增列了一筆普發現金一萬元。此外，國民黨另還主張修正《預算法》，建立超收達門檻（預算的某一比率）即普發現金的機制；民眾黨則主張優先還債、因應風險與投資未來。換言之，朝野三方都贊同全民共享經濟成果，但卻尚未提出一致的財政判準。
其實，《預算法》與《公共債務法》對超收只有原則性及概念性的規範。實務上，如果實徵稅額高於預算估計，超收部分通常優先用於彌補原估計的歲入歲出差短，減少當年度的舉債；如果法定預算收支狀況良好，還可於當年度預算原編債務還本數之外，增加債務償還。此外，亦可提出追加預算，增加支用。最後，如果還有剩餘，則依法於結算時列為歲計剩餘，納入以前年度累計歲計剩餘中。
換言之，超收在尚未轉為歲計剩餘之前，行政部門擁有較大的權力空間，決定資源的分配與使用。惟一旦轉入歲計剩餘之後，該項金額便成為政府的融資性財源，依法只能限定用於資本支出，不得用在經常需求，從而對行政部門形成較多約束。因此，超收處理階段不同會涉及支配的主導權歸屬。
超收背後的原因很多，AI產業紅利只是其中之一；同樣地，政府支出的種類也很多，普發現金也只是其中一個選項。政府將AI紅利轉為社會共享，可以利用企業利潤、股利與資本利得增加的稅收，讓集中於資本持有者的收益回流公共部門，再以現金給付、退稅抵減、轉職訓練及教育社福等，擴大受益範圍；也可以成立公共投資基金，以依法撥入的財源投資、持有股權，將部分收益支應公共服務或全民分紅，使當期收入轉為持續產生收益的公共資產。
從財務管理的角度而言，前者強調年度超收如何即時分配支用，是一種短期著重「損益表」的作法；後者則更關注年度超收如何持續創造收益，是一種長期著重「資產負債表」的規劃。審視他國相關經驗，不論是韓國的「未來成長基金」或新加坡的「儲備投資制度」，都比較類似後者。
但因國情不同，我們不宜照搬韓、新體制。《預算法》第一條明訂，「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應以財務管理為基礎」，政府預算管理若不符財務原則，即屬違反財政紀律。其實，台灣已有財政紀律的基本架構，也不乏處理超收的慣例經驗，目前需要強化的是分配優先順序、例外預算編製的條件，以及用途限制的拘束力。原則性或概括性的規則已不符現行政經環境所需，公開化與明確化的規範與執行才是改革的關鍵。
目前當務之急是趕緊將現行法制的漏失補正起來；強化《財政紀律法》的功能，把《預算法》與《公共債務法》中的概括性規範，進一步轉化為對財政紀律的明確法定要求，包括（1）明定超收／財政可支用餘額的支用優先順序與比率（如減債與還債列最優先）；（2）嚴禁濫編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如追加預算不得用於被刪或漏編年度預算的補救）；以及（3）增列他法不得排除之重要財政紀律法律條文（如融資收入不得用於經常支出）等。
要言之，先恢復現制下應有的財政紀律，我們才有條件討論更多的創新可能。
＊本文原刊工商時報，經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tee.com.tw/news/20261103700050-439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