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復(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並合聘佛光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國曆10月31日是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的誕辰，世人往往著眼於他領導抗日戰爭、經歷國共內戰，並率領大批軍民來臺維護中華民國命脈的歷史。然而，如果我們只從政治與軍事的角度認識蔣中正，就比較容易忽略他生命中極其重要的面向：這位經歷無數風雨歲月的政治領袖，其實是一位長年浸潤宋明儒學，認真從事克己工夫，期許自己做個進德修業的讀書人。
尤其令人稱奇者，蔣中正生於光緒13年（1887）農曆9月15日，南宋大儒朱熹同樣生於農曆9月15日；明朝大儒王陽明生於明憲宗成化8年（1472）9月30日，依國曆換算，則跟蔣中正的生日在同一天。蔣中正一人的生日與朱王兩位各具思想里程碑意義的儒學大師相同，這不僅是因緣和合的時間聯繫，更對於這位終生研習宋明儒學的政治人物具有特別的意義。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曾提出「共時性」（Synchronicity）的觀點，其覺得某些事件雖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卻可能形成具有深刻意義的巧合。這並不見得表示生辰相同，就能證明命運有所安排，而是當本來偶然發生的事件與個人的精神生命相互呼應，就可能產生超越偶然本身的意義，這的確是種深刻的冥契經驗（mystical experience）。
蔣中正與朱子與王子的生辰各自相合，正適合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更令人驚訝的事情是說，蔣中正竟然知道自己與朱熹同日出生。民國29年（1940）2月17日，正值抗日戰爭極其艱困的時刻，他在日記中讀到朱熹對自己性格的批評，立即反省自己同樣具有急躁浮露的毛病。他由此欽佩朱熹勇於自我反省的修養工夫，並特別提到兩人的農曆生日相同，感嘆自己對民族精神文化與哲學尚無貢獻，希望上天再給他30年，讓自己能在學問修養上有所成就。
他在日記中寫道：「『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此朱子自道其短處，恰為吾所犯之病也。想知朱子之性情，以及其自反工夫之篤實勇猛，為何如矣。朱子先吾而生755歲，而其生日為陰曆9月15日，正與吾生日之月日相同，然而吾在民族之精神文化與哲學上尚無貢獻，不勝憂惶，如能無再假吾以三十之年，則15年以後可以學易知性矣，自信其必有所成也。」
這段日記讀來令人動容。當時蔣中正已是領導全國抗戰的最高軍事統帥，卻依然將自己攤開在朱熹面前，檢討人格上與學問上的缺失。尤其值得注意者，他發現與朱熹生辰相同，想到的事情不是自己具有什麼特殊天命，而是自己的德業是否能踵繼先賢，在民族精神文化層面，甚至在哲學領域做出貢獻，這不僅是儒家所說見賢思齊的工夫，更看得出他的心中對中華民族的未來有著強烈的使命感。
如果說朱熹啟發蔣中正自我克治的精神，那麼王陽明帶給其則是一種更加積極且內化於精神的生命能量。中央研究院黃克武教授在〈蔣介石與陽明學：以清末調適傳統為背景之分析〉一文中指出，蔣中正在青年時期就接觸儒家經典與宋明理學，留學日本後，更深受日本陽明學影響。他對王陽明的《傳習錄》與《大學問》尤其喜愛，數十年間反覆研讀，甚至達到心流狀態的悟境。
根據中央研究院黃自進教授主編《蔣中正先生對日言論選集》的記載，蔣中正曾公開在演講中表示：「《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使我日誦不厭，心響神馳，不知其樂之所止。」黃自進並在〈詮釋「知」、「行」關係的政治涵義：孫文與蔣中正的比較〉中指出，民國21年（1932），蔣中正積極倡導陽明學的知行合一，企圖將個人修養轉化成組織紀律與政治實踐的精神基石。
甚至，剛撤退來臺灣，民國39年（1950）7月30日，蔣中正就在陽明山莊發表〈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闡釋王陽明談「知行合一」，認為真正的體會不能停留在口頭中，更要在生活中實踐。蔣中正特別推崇這個觀念，並將其與孫中山的革命哲學相互會通。可見陽明學對蔣中正而言，絕不是用來裝飾政治演講的古典辭藻，而是長年思索的生命學問。
因此，朱子的紫陽理學讓蔣中正體會省察克治的重要，王子的陽明心學則令他相信精神理想要在現實環境中展現。兩人的學說雖然存在某種歧異，卻共同在蔣中正的心靈中展開某種深層會通。這種思想認同，更具體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黃克武於〈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中，根據《蔣中正總統五記》的《省克記》與相關日記指出蔣中正幾乎每日都在反省自身的道德缺失。
這種反省包括性格言行、知識不足與處事失當，並透過日記的功過檢討與反覆提醒，要求自己改過遷善。我們當然不能因某人經常反省，就認定他的每項政治決策正確無誤。蔣中正一生的政治實踐自然需要優點與缺點併陳。歷史人物在政治上是否有成就，與其是否認真從事精神修養，本來就是不同角度的問題，但不能因不贊同某些決策，就連其長年讀書、省察與克己的事實都全然抹煞。
更值得重視者，蔣中正對宋明儒學的認同，並沒有停留在個人的精神生活，而是逐漸轉化為他對國家教育與文化建設的思考。民國38年（1949）政府遷臺後，蔣中正高度重視中華文化命脈的持續，將臺北的草山改稱陽明山，這反映王陽明在戰後臺灣公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蔣中正更希望通過傳統思想與當前教育的深度結合，建立既能保存中華文化精神，同時能發展出現代化的中國社會。
民國41年（1952），蔣中正在〈三民主義的本質——倫理、民主、科學〉這一演講中，將倫理、民主與科學並列成三民主義的重要精神。這個主張尤其值得注意。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蔣中正並未拒絕這兩項價值，卻覺得國家建設不能沒有倫理作為精神基石。黃克武的研究就指出，蔣中正長期實踐的宋明理學修養，與他遷臺後重視倫理教育的國家建設觀念具有密切關係。
民國55年（1966），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遭受嚴重衝擊。翌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由蔣中正擔任會長，積極倡導中華文化的復興。這場運動除回應大陸文化大革命帶來的衝擊外，更具有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甚至文化正統性建構的多重目的。如果從蔣中正長年研習宋明儒學的生命歷程來看，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自然與其長年思考有著高度關聯。
這種思考的連續性，所呈現「內聖外王」的結合，在民國63年（1974）11月11日蔣中正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的書面致詞中，表現得尤其清晰而精確。他認為文化建設實屬國家建設的根本，中華文化之所以能歷久常新，不只因擁有豐富的典籍，更因具有仁義倫常與是非善惡的判斷，已經融入國民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們將這段話與陽明學相互對照，就能發現兩者具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內在聯繫。王陽明談知行合一，正是反對將心靈認知與生活實踐割裂成兩端；蔣中正所期待的文化復興，同樣不能只是保存古書與紀念先賢，而要使中華文化重新成為國民日用常行的精神依據。在這個思想脈絡中，文化復興不只是文化保存，更是倫理實踐；不只是認識傳統，更要讓傳統重新參與當前的社會生活。
當然，這並不表示整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就是一場「陽明學復興運動」。儒家的孔子與孟子的思想，紫陽理學與陽明心學，都被蔣中正結合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共構成當時文化詮釋的重要觀念資源。但蔣中正將個人修身、倫理實踐與國家建設相互結合的思路，確實具有濃厚宋明儒學的思想底蘊，陽明學重視知行合一的精神，使得蔣中正發展出「力行哲學」的主張。
這讓我們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產生新一層理解：其不僅是面對共產主義文化政策的政治回應，同時是蔣中正企圖將自己長年認同的中華思想傳統，轉化成公共教育與社會生活的文化實踐。這個理想能否完全落實，自然需要接受歷史檢驗，但是這的確提供給我們反思：兩蔣時期臺灣社會有著濃郁的中華文化氛圍，保護與培育如此大量研究中華文化的大師級人才，背後的原因正在於斯。
對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的外省族群而言，這段歷史尤其值得珍惜。許多軍民在戰亂中離開家鄉，經歷離散與貧困，在臺灣重新扎根後，將各地的語言與飲食，甚至教育傳統與文化記憶都帶來臺灣。蔣中正所重視的儒家思想，與這些人共同在大陸經歷的文化傳承，雖然不能完全畫上等號，卻構成戰後臺灣中華文化命脈獲得發展的重要背景，或許我們可稱這群人有著共同的文化集體潛意識。
因此，朱王兩人的生辰竟然在蔣中正的身上和合於同一天，不只讓我們看見蔣中正對宋明儒學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習與實踐，在榮格的心理學中，外省族群來臺攜手開創出的「民國南渡」，何嘗不是種精神層面的深度冥契？不願意中華文化就此花果飄零的一群人，如同跟隨田橫的壯士雲集於島嶼，守先待後，傳播中華文化於不墜，在大陸重新開始復興中華文化的此時此刻，這特別顯得意蘊深長。
紀念先總統蔣中正先生140歲冥誕的日子，我們除回顧他艱辛在臺灣持續守護中華民國的歷史外，更該記得這位歷盡戰火與政局動盪的政治領袖，始終沒有放棄從中華文化中尋覓修身立命的智慧，其長年面對宋明儒學的認真態度，堅毅將傳統文化轉化為生活實踐的理想，不只需要成為後世理解蔣中正的一大歷史記憶，有志於中華文化繼往開來的人，應該在文化領域還給蔣中正公允的評價。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1031001302-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