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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震華經濟15 12 月, 2025268 瀏覽次數
作者:杜震華(華梵大學特聘教授、中華貨幣金融協會理事)
由於高科技出口表現優異,亞洲開發銀行調高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到7.3%,在亞洲僅稍遜於越南,為16年來的佳績。然而,一份由「全球不平等實驗室」公布的「2026年全球不平等報告」則指出,台灣收入最高的10%族群,占有全台總收入的48%;底層的50%族群則僅占總收入12%,顯示高度的所得不均。
套用經濟發展理論的說法,這種經濟有成長,但成長的所得卻集中在少數人、無法被社會大眾分享的狀況,是一種「有成長卻無發展」或「不包容成長」的病態,是必須避免的;因為所得分配不均或惡化,會帶來犯罪率增加、社會不穩定、政治極端化等嚴重後果。對照台灣目前詐騙案猖獗、年輕人躺平、政黨競爭加劇,可說和經濟發展理論的說法不謀而合,值得重視並設法矯正。
有一種說法是,以較嚴謹的「吉尼係數」而言,台灣約略在0.34,仍優於全球半數以上國家,不必過於擔心。但這種看法似是而非,因台灣在所得分配狀況最好的1970年代末期,吉尼係數只有0.27左右;但近年在高科技、房地產和金融快速發展下,已經顯著惡化。而且,和全球幸福感最高的北歐國家相比(2023年丹麥0.30、挪威0.27、冰島0.27、芬蘭0.27、瑞典0.23),我國的所得分配和北歐已有顯著差距,族群間的「相對被剝奪感」自然變大,不能無視其惡化。
雖然中央銀行已開始處理房價問題,稍稍遏止了資產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但對一般薪資所得分配的效果仍極有限。事實上,台灣所得分配不均主要來自資通訊等高科技業的所得迅速成長,而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所得卻停滯不前;特別是就業人數達700萬、占總就業六成的服務業,近年來的薪資成長無法趕上通貨膨脹,「實質所得」下降所產生的怨懟,必須嚴肅處理;但政府逐年以「提高基本工資」的行政手段應對,其實無法解決問題,因絕大部分服務業就業者的薪資並不受其影響。
服務業薪資難以提升的主因,在於服務的「需求」在總人口停滯、甚至逐漸下滑下,難以提升,而服務業的「供給」卻在家數眾多下仍持續增加;2020-2024年期間就從110萬家增加到134萬家,成長速度驚人。在激烈競爭之下,價格難以提升;廠商即使勉強存活,卻普遍難以支撐薪資成長,許多業者只能以最低工資僱用專業不足的年輕人,「低薪」的服務業人口逐漸增加,所得分配當然無法改善。
然而,觀察服務業中的各種行業,通常是必須擁有專業執照的行業,其待遇就會較高,愈難取得證照的工作其待遇愈高。原因很簡單,有無證照、取得的難易度是一種就業者生產力高低的鑑別機制,它同時控制了就業者的供給量,造成稀少性和較高薪資的結果。若能在服務業中善用證照機制,就可以讓就業者的薪資提升;包括對原來不需要證照者增加證照要求,以及對只有簡單證照的行業建立不同級別的多種證照。有意追求高薪資者就會努力精進專業能力,讓業者願意以較高薪資聘用;而已有單一級證照者,也可以獲取高級別的證照來彰顯其專業的提升,以獲得更高待遇。
若整體行業的就業者都能努力爭取高級別證照,整個行業的服務水準就會提升,並可因更優良的服務獲得消費者更大的需求,創造出更大的市場,甚至因創造出良好的國際口碑,得以吸引外國觀光客慕名前來消費,產生一種市場和薪資同時提升的良性循環。
政府財經和勞動部會應進行整體性研析,強化服務業的證照機制,包括更嚴謹的行業衛生、安全和品質標準、收費參考資訊,以保障和刺激消費。行政院更應設定改善所得分配的具體指標以定期檢討改善,讓台灣的成長成為普惠式的包容成長。
*作者為「新故鄉智庫」國政顧問,本文原刊經濟日報,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udn.com/news/story/7338/920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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