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各界聚焦台美關稅談判進度之同時，似乎遺忘《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CPTPP）》第九次部長級執行委員會稍早在11月21日在澳洲舉行，會後聲明指出：烏拉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菲律賓及印尼等四個國家符合《奧克蘭原則（Auckland Principles）》，今年立即啟動烏拉圭入會程序談判，明年再視情形進行其他三國入會程序談判。
自從世界貿易組織（WTO）杜哈回合談判受挫後，各國開始轉向自由貿易協議（FTA），或是參與多國整合的區域經濟組織。台灣亦不例外，卻又在國際政治「一中原則」下，迄今難以突破。其中，《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在中國大陸主導下，根本毫無機會，使得台灣將核心聚焦於貿易往來較密切的CPTPP。
儘管在此之前政府認為，澳洲擔任今年CPTPP輪值主席國家，素來對我頗為友善，澳洲不少議員頗為支持台灣能夠加入CPTPP，加上台灣在開放標準、遵守貿易規範承諾上頗為符合《奧克蘭原則》，顯示今年是台灣獲致CPTPP部長級執委會通過成立入會工作小組共識之最佳機會。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台灣提出申請加入CPTPP時間早於上述國家，不論經濟實力或是市場開放皆超過這些國家，卻又由於「中國大陸」因素的限制，而再度遭到擱置。再者，中國大陸較台灣一周前提出申請加入CPTPP，讓CPTPP部長級執委會的立場頗為尷尬，難以拒絕處理經濟快速崛起、市場逐漸開放的中國大陸之申請加入案件，讓台灣更加不易憑藉著經濟實力以及透過市場開放為條件，進而取得CPTPP部長級執委會共識。
亦即在「中國大陸」因素限制下，台灣加入CPTPP所存在的障礙，並非經濟制度或市場體系的挑戰，而是外交、主權之糾葛。此意味著，申請加入CPTPP過程難以操之在我，卻又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蔚為潮流挑戰之下，我們必須找出台灣「利基」，研擬多元替代路徑突破參與受阻困境，避免台灣經濟遭到孤立化或產業淪為邊緣化困境。
或許部分政府官員、學者或專家認為，雖然洽簽FTA或參與CPTPP之類區域經濟組織對促進台灣的經濟成長頗為重要，卻又同時指出，若無法加入未必造成貿易發展陷入困境。例如：長期以來台灣沒有各種FTA或區域經濟組織的協助，出口仍持續增加、屢創新高，今年經濟成長更創下15年來最高。不過，在此一論述的背後無法忽略的關鍵是，受到美國加徵關稅提前拉貨，加上近年AI爆紅，以及肩負出口引擎的資訊通信科技產品在WTO《資訊科技協議（ITA）》之下享有低關稅（零關稅）所帶來的結果。
很顯然地，由於國際經濟變化莫測，包括：川普關稅政策的未明、國際組織影響的式微、AI泡沫的疑慮及地緣政治的糾葛等因素干擾，皆可能對高度依賴外貿的台灣，造成或多或少影響。此外，加上台灣在產業結構上，因過度依賴半導體供應鏈相關領域，而呈現發展失衡，在所得分配上，因過度集中少數產業項目，而導致社會貧富不均，這些潛在威脅更加不容小覷。
在此同時，面對此次申請加入受阻危機，其實是轉機的泉源，亦即未來台灣在洽簽雙邊FTA或加入區域經濟組織過程中，除了改善兩岸關係僵局，擺脫「中國大陸」因素桎梏之外，應該思考從加強「制度周延度」與「CPTPP成員實質利益連結度」策略的角度切入，亦即在深化國內相關制度改革的同時，透過多元產業合作創造更多實質利益，讓CPTPP成員發現台灣值得啟動談判的條件，進而成功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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