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心愉（台灣民眾黨政策會研究員）
台灣正迎來一場無聲的人口結構轉變。根據國發會預估，我們於今年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總生育率長期低於0.9，推估至2070年，總人口將從現今的2340萬銳減至1500萬以下。屆時，65歲以上與以下的人口比例將趨近1:1，勞動力短缺與社會福利體系的沉重負擔，將成為難以迴避的現實。
近期行政院提出「生一胎補助10萬」的政策利多，雖是回應家庭經濟壓力的一種嘗試，但社會的普遍反應顯示，這筆一次性的補助，對於養育一個孩子長達二十年的整體規劃而言，似乎也難以觸及核心。這也引導我們反思，政策的重心是否可以從追求數字的提升，轉向更細膩地去理解與改善人們真實的生活處境。
政策善意與世代焦慮的距離
少子女化是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其成因遠非單純的經濟因素所能涵蓋。許多西方國家的研究早已指出，直接的現金補貼，在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工具中效果相對有限。這個觀點，也反映在台灣年輕世代普遍的「無感」上。對於18至25歲的青年而言，他們並非不了解政府的補助措施，但這些政策似乎與他們的現實處境存在落差。
他們普遍認為，短期的補助雖能提供即時幫助，卻不足以改變他們對於婚姻與生育的長期考量。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他們對未來抱持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包含經濟壓力、社會支持網絡的薄弱，都讓他們對於踏入婚姻、迎接新生命的風險與成本感到猶豫。與此同時，價值觀的演進，也讓個人自由與職涯發展在人生規劃中的權重顯著提升，婚育不再是必然的核心選項。
職場文化與女性的職涯權衡
影響生育意願的另一項因素，是台灣的職場文化。根據OECD統計，台灣的年均工時高達2007.6小時，高居第四。許多受薪階級，在長工時、高壓的工作環境下中，已難有多餘心力經營穩定的親密關係，更遑論承擔育兒的責任 。
而生育對於女性職涯的影響，尤其深遠且具體。根據學者葉政維在2019年利用勞保資料進行的分析，台灣女性在請領育嬰假後，即便過了四年重返職場，其就業機率仍會顯著減少12.3%，投保薪資平均降低7%。這意味著因生育而暫離職場，可能導致一位女性必須面對後續的職涯中斷與薪資減損。此外，育兒與家務的重擔，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形成「雙重輪班」的無形壓力。當台灣的勞動市場普遍缺乏彈性工時與兼職機會時，許多女性便被迫在「全職工作」與「完全退出職場」之間做出抉擇。在個人發展可能需要為家庭做出如此重大犧牲的預期下，一次性的補助，確實難以成為促使一位現代女性改變生涯規劃的充分理由。
變遷的價值與失落的支持網絡
除了現實層面的考量，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價值觀的變遷與社會支持系統的崩解。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1年針對17個國家的調查，台灣與南韓是唯二未將「家庭」視為人生意義最重要來源的國家，年輕世代更看重的是「社會影響力」與「物質成就」。這種價值觀的轉變，使得婚育不再是人生的必然選項。與此同時，隨著都市化發展，過去由親族、鄰里共同分擔育兒責任的傳統支持網絡已然瓦解，使得現代女性在育兒路上更顯孤立無援。
當家庭的非正式支持消退，公共托育系統卻未能即時補位。台灣的托育體系仍不夠完善，公立托育機構數量有限，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導致家長對托育機構的信任度普遍不高。此外，許多公托與準公托的服務時間無法與家長的工作時間銜接，讓雙薪家庭每日疲於奔命 。
政策再思考：打造少子女化時代的友善環境
少子女化現象的根源，不在於家庭經濟能力的單一面向，而在於整個社會支持系統的均衡與否。台灣社會擁有的資源並不少，關鍵在於如何更精準、有效地配置。我們需要一個能夠統合協調各部門資源的高層級專責單位，以更宏觀的視野規劃人口與家庭政策。
未來的政策方向，應從現金補貼的思維，逐步轉向更具實質意義的制度建構。例如，強化職場的性別友善措施，透過政策引導，鼓勵企業採行彈性工時與家庭照顧假；更全面地普及平價、優質且服務時間能與家長工時銜接的公共托育服務，並確保相關預算的公開透明；同時，在教育體系中，持續深化情感溝通與關係經營能力的培養，建立一個對多元家庭樣貌更為包容的社會氛圍。
我們期待的，是透過整個社會的力量，共同打造一片更溫柔的土壤。在這裡，女性不必在自我實現與家庭責任之間艱難權衡；在這裡，所有家長都能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尋得平衡；在這裡，每一個新生命的到來，都能被整個社會溫暖地承接。這不僅是為了人口結構的永續，更是為了讓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成為一個對所有人都更友善、更宜居的家園。
*本文原刊登風傳媒，經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