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翔宙(前國安局長、前駐丹麥大使)
美以伊戰爭進入第30天，美軍3500名海軍陸戰隊員搭乘「的黎波里號」兩棲突擊艦抵達中東，五角大廈正準備著地面作戰行動計畫；以色列同時在伊朗、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三條戰線作戰；胡塞武裝首次向以色列發射彈道飛彈加入戰局；全美五十個州爆發反戰示威。
與此同時，全球經濟代價正以歷史從未有過的速度積累：荷莫茲海峽停擺佔全球石油貿易量19％的輸運；中東各國液化天然氣設施、煉油廠、戰略商業港口的損毀，修復代價估計達250億美元；伊朗食品通膨飆升至105％；伊朗中央銀行被迫發行有史以來面額最大的紙幣一千萬里亞爾鈔票。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戰爭是屬於政治決策，假使政策是偉大和強有力的，則戰爭也一定是如此的。」然而，偉大與強有力的政策，從來不等於武力的強大與決心的強硬。它的真正意涵，是政策必須對戰爭的終局有清晰的設計，必須對勝利之後的和平有充分的擘劃，必須讓戰爭的每一個決定都服務於一個可達成、可持續、對自身有利的戰後秩序。今日荷莫茲海峽的硝煙與巴黎街頭的炸彈，是對這個命題最血腥的現代版本。
開戰之前，阿曼調停人曾表示取得重大進展，伊朗有意做出讓步，但川普稱對談判結果「不滿意」；一個「偉大的政策」，應當在外交選項真正窮盡之後，才考慮訴諸武力。然而這場戰爭，是在外交談判仍有突破可能的前夕，被政治意志刻意引爆的。這不是戰略的必要，而是政策的選擇；而這個選擇，在第30天的廢墟面前，已清楚地展示了它的真實代價。
其次，川普決定在未獲國會投票或辯論的情況下單獨行動，製造了憲政問題和政治挑戰。若伊朗轟炸未能達成政權更迭的既定目標，或擴大為區域戰爭，美國人民將知道責任在哪裡；戰爭論的「政府的理性目的」，在民主體制中必須通過議會的授權機制取得其正當性，這不只是法律程序，而是確保政策決定承載足夠廣泛的社會共識的民主機制。一個繞過國會的戰爭，在面對挫敗時失去了分擔政治責任的制度性緩衝，所有的代價將以最直接的方式回落到單一決策者身上，而這恰恰是政策最脆弱的狀態。
再者，美國冀求「政權更迭」作為軍事行動的目標，是政治工程以軍事手段包裝的最高風險組合。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的歷史，已用20年的廢墟反覆說明：炸彈可以推翻政府，卻無法建立秩序；空軍可以消滅領袖，卻無法培育民主。伊朗戰場正在耗盡美國用於本土防禦和對抗中國的關鍵彈藥庫存，而這一決定的累積性戰備影響，在近期難以量化，卻是確定的。
遠古的兩個部落或兩個城邦的戰爭，其後果邊界相對清晰，勝者佔領土地，敗者臣服或逃亡，戰爭的代價由直接參與者承擔，範圍有限，可以相對清楚地計算；
今日美以伊戰爭的代價邊界，卻以全球化的速度向所有方向擴散：地理邊界的消失。伊朗在歐洲的潛伏特工網絡，已在巴黎、荷蘭等地實施炸彈攻擊 ，一場在波斯灣發動的戰爭，在歐洲的市中心製造了傷亡。
代理人網絡的無限延伸：伊朗的代理武裝網絡覆蓋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葉門胡塞武裝，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區的連結。每一個代理人的行動，都可以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以不同的烈度、在不同的時機，啟動新的衝突節點。
核擴散的幽靈：伊朗議員正在推動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若這個決定實現，其全球核秩序衝擊，將遠超此次戰爭的任何直接軍事後果。
今日的決策者必須充分理解的現代戰爭本質：在一個深度全球化的世界，戰爭的每一個行動都觸發著無數條連鎖反應，而那些連鎖反應的終點，遠超發動者的設計能力。
偉大的政策，應當能夠在開戰第30天，清楚地說明：在追求什麼樣的和平，要如何讓這個和平對己有利，真實的戰後設計在哪裡。今日沒有任何一方能夠清楚地回答這三個問題；若無法回答這三個問題的戰爭，無論在戰場上取得多麼輝煌的軍事成果，在歷史的審判台前，都只能被記錄為：一場政策的失格，以人命為代價，以文明秩序為賭注，所進行的一次沒有終局設計的豪賭。
歷史，從來是公正的法官。只是它的判決，往往來得太晚，晚於那些本不必死去的人的死亡，晚於那些本不必被摧毀的城市的廢墟，晚於那些本可避免的戰爭的終於結束。
「大戰略的視線，必須超越戰爭而看到戰後的和平。」在荷莫茲的硝煙、德黑蘭的廢墟、巴黎的炸彈、和全球能源市場的恐慌之中，這句話的重量，此刻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更為沉重。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330003104-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