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佔領的歷史記憶(何啟聖)

台灣新故鄉智庫協會文化15 3 月, 2026180 瀏覽次數

作者: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先講結論。既然二二八,是台灣政治發展難以癒合的傷痛,中國國民黨對於還原二二八的歷史真相,就是責無旁貸的義務。不是只在每年的二二八這一天,而是長期、持久的建構二二八真實的論述,還給蔣介石應有的歷史定位。套句祖父在當年遭到密裁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前二二八紀念館館長廖繼斌所說的,「如果一個政黨連自己的總裁都不敢捍衛,這個政黨可以消失了。」

每逢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社會便會進入一種高度固定的歷史敘事節奏。官方儀式、媒體報導與政治發言,大多沿著同一條軌道展開:二二八是一場由威權政權對人民進行的單向鎮壓,而歷史責任幾乎完全被集中在蔣介石一人身上。久而久之,這種敘事彷彿成為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版本。

然而,當歷史只剩下一種說法時,它往往已不再只是歷史,而是政治。二二八事件確實是台灣近代史上一場深刻的悲劇。無辜生命的犧牲、社會秩序的崩解以及長期的歷史創傷,都值得被記憶與反省。然而,對悲劇最基本的尊重,正是誠實面對其歷史情境的複雜性,而不是將它簡化為一個方便政治動員的道德故事。

1947年的台灣,是一個剛結束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的戰後社會。政權接收倉促,行政體系尚未穩定,而中國大陸正陷入國共內戰全面升高的動盪局勢。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台灣社會本身就存在著多股複雜的政治力量。

其中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重要因素,是戰爭留下的人群與心理結構。日本統治末期,日本政府大量徵召台灣人加入日軍,許多人被派往中國戰場作戰。在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戰爭期間,這些台灣人所屬的軍隊,正是與中華民國國軍直接交戰的日本帝國軍隊。戰爭結束後,日本戰敗撤離,這些台籍日本兵被遣送回到台灣社會。

對他們而言,身份與政治認同處於一種極其矛盾的狀態:曾經以日本軍人的身分對抗中國軍隊,卻在戰後被納入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新政治秩序之中。這樣的心理錯位,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然消失。同時,戰敗後仍滯留台灣的日本浪人,以及戰後社會本身的經濟與行政混亂,都使得社會局勢更加不穩定。

另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則是地下政治組織的活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在台灣並非完全沒有組織活動,部分地下網絡試圖利用戰後政治秩序尚未穩固的時機擴大影響力。二二八事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二七部隊」,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謝雪紅,本身即與共產黨系統具有密切關聯。這些武裝力量的出現,也使得衝突逐漸從社會抗議轉化為具有武裝對抗性質的動亂。

當日本遺緒、地下政治勢力與地方武裝力量交織在一起時,對一個剛接收台灣、同時又面臨國共內戰壓力的中央政府而言,這樣的局勢很容易被視為可能威脅統治穩定的政治動亂。因此,1947年3月初,蔣介石下令調派部隊來台恢復秩序。3月8日,國軍部隊登陸基隆與高雄,開始進行平亂行動。這些決策確實帶來了悲劇性的後果,也造成許多無辜人民的犧牲。

然而,如果完全忽視當時的政治背景與治理邏輯,而將整個事件簡化為一場單向的「屠殺」,其實很難真正理解歷史的複雜性。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當政府認定出現武裝叛亂或顛覆政權的行動時,採取強制手段維持秩序,在世界歷史上並不罕見。一個鮮明的例子是2021年1月6日的美國國會山莊事件。當時部分支持前總統川普的群眾衝入國會山莊,試圖阻止國會確認選舉結果。在混亂過程中,一名闖入國會內部的示威者艾希莉.巴比特被國會警察開槍射殺。無論政治立場如何,這件事反映出一個普遍存在的治理原則:當國家機構遭到衝擊、政府認為秩序受到威脅時,使用武力維持秩序往往被視為國家行使統治權的一部分。

將這一原則放回1947年的歷史情境,就更容易理解當時政府決策的邏輯。然而,比歷史本身更令人憂慮的,是今日台灣對歷史的態度。多年來,二二八逐漸被塑造成一種高度固定的政治敘事。當歷史只允許一種解釋存在時,任何試圖提出不同史料或不同觀點的人,往往立即被貼上「否認歷史」的標籤。更令人失望的是,面對這樣長期被建構的歷史敘事,國民黨自身卻往往選擇退縮。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二二八紀念公園的發言便是一個例子。她在談話中將二二八定義為「來自殖民者與統治者的國家暴力濫用」,並稱其為「台灣戰後第一波偉大的民主運動」。這樣的說法,不僅過度簡化歷史,更忽略了當時社會動亂中多重政治力量的存在。

首先,若將二二八完全描述為統治者對人民的單向壓迫,便忽略了當時已出現武裝組織與地下政治勢力的現實。其次,將事件直接定義為民主運動,也難以符合1947年的歷史情境。當時的衝突主要源於戰後接收過程中的行政混亂、經濟困境與政治不信任,而不是一場以民主制度為明確目標的政治運動。

更重要的是,歷史資料顯示,蔣介石在處理台灣局勢時曾指示「勿傷及無辜人民」,相關手諭與電報早已公開。這些史料至少說明,中央政府的決策過程並非如某些政治敘事所描述的那樣單純以屠殺為目的。同樣地,陳儀在戰後接收初期也曾嘗試吸納台灣地方仕紳與社會人士參與治理,成立各種委員會,希望透過地方菁英穩定社會秩序。這些歷史事實雖然無法抹去後來發生的悲劇,但至少顯示當時的政治情境遠比今日政治敘事所呈現的更為複雜。

當一個政黨的領導人,在談論自身政黨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時,卻幾乎完全引用政治對手長年建構的敘事框架,那麼歷史敘事被他人壟斷,也就不足為奇。歷史不會因為沉默而消失。如果國民黨真的認為二二八的歷史敘事存在被扭曲的問題,那麼回應的方式就不應只是每年在二月二十八日短暫發聲,而應該展開長期、持續的歷史研究與公共討論。

歷史不是一天的事情,它需要一整年、三年、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去講述史料、提出問題、還原脈絡,而不是只在紀念日短暫出現。遺憾的是,從蔡英文執政迄今七年的時間裡,中國國民黨只有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舉辦過「善報蔣中正」的活動,其他付之闕如。二二八值得被記憶,但它更值得被理解。而理解歷史的前提,是允許歷史被討論。歷史可以被研究,但不應被壟斷。

 

*本文原刊風傳媒,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app.storm.mg/article/11057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