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風傳媒
一棵參天大樹能長成今天的模樣，從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數十年前有人在烈日下掘土、埋種、澆灌的結果。今天台灣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與AI供應鏈榮景，正是那一輩人在最艱困的年代裡，為我們種下的「乘涼樹」。我們今天所享有的經濟果實與國際地位，本質上是在收割四十年前那場豪賭的戰略紅利。
然而，當我們沉浸在「賣鏟子給淘金者」的財富狂歡中，台積電與供應鏈的獲利屢創新高時，一個嚴肅的問題正盤旋在我們頭頂：在AI算力指數成長、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今天，我們這代人正在為後代種下什麼樣的樹？或者說，我們現在難道只是在透支前人留下的養分，滿足於當下的安樂？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970、80年代，那是台灣近50年來，最動盪、最接近絕望的時刻。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1979年台灣外部面臨台美斷交的國際孤立，內部則有美麗島事件後的社會張力。當時，美國第七艦隊不再協防台灣，守護台灣海峽，移民潮湧現，人心惶惶。
在那個「退無可退」的時間點，孫運璿、李國鼎等具備高度視野的政治家，展現了真正的「種樹精神」。他們不計個人榮辱，不陷入短視的政治算計，深知台灣的生存必須依賴一場徹底的產業換骨。
於是，1973年成立工研院，而當時工研院為引進半導體技術培育人才，1976年政府派出了一批年輕工程師赴美接受訓練，接著1980年竹科與聯電成立，到1985年李國鼎從美國延攬張忠謀回台灣，再到1987年台積電誕生，這幾乎是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戰略長征。
反觀今日，當政治人物忙著大撒幣，只關心任期內的選票與連任，只關心輝達訂單推升的 GDP 數據時，台灣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掉入了「太成功的陷阱」。我們擁有了最先進的「鏟子」，卻失去了當年那種「不計任期、只問國運」的戰略決心。
當前AI的進化速度，早已脫離了人類習慣的線性增長。算力每三個月翻倍，數據透過算力的加持，不再只是冰冷的紀錄，而是成為具備「湧現能力」（Emergent Abilities）的預測模型。當「矽基智慧」（Silicon Brain）的準確性與預測力開始全面超越「生物智慧」（Bio-Brain），我們面臨的不僅是產業升級，更是社會階級的重組。
這將導致一場比「數位鴻溝」更殘酷的「AI 鴻溝」。能夠掌握並驅動AI的個人、企業與階級，將以指數級的速度累積財富與話語權；而不具備這種能力的群體，將在精準預測的演算法下，被永久性地排除在競爭圈外。
令人憂心的是，當這道社會斷層正在急劇擴大時，執政者的思維卻似乎在往反方向走。
面對AI時代的劇烈變革，有責任感的政治家應該要致力於「縫合」，讓不同行業、不同階級的人能夠共同面對未知的風暴。然而，目前的現狀卻是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
如果政治人物為了鞏固權力，利用AI演算法強化的同溫層效應，進行情緒性的切割與分化。將不同立場者標籤化、甚至動不動就用排他性的語言來鞏固基本盤。這種「切割納稅選民」的治理方式，對於正處於轉型關鍵期的國家而言，無疑是自殺行為。
一個內部撕裂、互信瓦解的社會，如何能在能源、土地、人才與金融政策上達成跨黨派、跨世代的共識？
要跨越「賣鏟子」的輪迴，我們必須在基礎設施上展現出與當年竹科成立時同等的決心。然而，我們現在卻面臨5大窘境：
1.能源困境：AI 是吃電怪獸，但能源政策卻受限於政治意識形態，缺乏穩定且低耗能的長期布局。
2.土地稀缺：土地資源被少數集團與房地產投機把持，真正需要土地的AI研發與新創卻無棲身之處。
3.算力貧窮：雖然我們製造GPU，但本土新創卻租不起、買不到算力。我們正淪為算力地主的勞工。
4.模型與知識主權：缺乏強大本土大型語言模型，台灣的文化與語言將被外國模型「數位殖民」。
5.金融僵化：金融體系仍停留在製造業的「抵押品邏輯」，完全不理解知識產權與軟體訂閱的估值，讓AI創業人才只能遠赴海外求援。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話，正是對當下台灣最沉重的警鐘。
當前的繁榮，是40年前那群人在斷交危機中，以「國家存續」為唯一目標種下的樹。如果今日的領導層依然只有「政客型」的短視，滿足於當下的高稅收、高獲利，沉溺於分化群眾帶來的選舉紅利，而忽視了「AI 鴻溝」正在吞噬社會的未來，那麼當這波賣鏟子的浪潮退去時，台灣將發現自己不僅沒有電、沒有地、沒有模型，甚至連社會基本的團結互信也消失殆盡。
偉大的政治人物，會在風暴中把人們聚在一起；平庸的政客，卻常在晴空下讓社會四分五裂。而此刻的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對立，而是一場跨越黨派與時間尺度的縫合工程。我們應該重新拿起那把鏟子，不是急著把土地變現，而是願意蹲下來，為未來種下一棵樹──在矽基智慧崛起的時代，讓下一代仍有可以乘涼、可以避雨的地方。
＊本文原刊風傳媒，經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taiwanorigin.org/wp-admin/post.php?post=32319&action=elemen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