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其祿（前立委、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2025年結束，台灣依舊喧鬧：政治高度動員、經濟數字亮眼、國際關注升高。然而，若將這一年放進較長的時間軸來看，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哪一場選舉或哪一次衝突，而是一個逐漸成形的結構性問題—制度愈來愈難以承載衝突，治理正在被政治動員取代。民主仍然運作，但效能正在流失；外部壓力不斷升高，內部整合能力卻同步下降。這正是2025年台灣最關鍵、也最危險的矛盾。
今年政治最醒目的現象，是史無前例的大罷免行動。表面上，這是公民社會的高度動員；實質上，卻是責任政治運作失靈的結果。當行政與立法長期對立、協商機制無法產生結果，罷免這種原本屬於非常手段的制度，被迫承擔起「解決治理僵局」的功能。
但結果本身，恰恰說明了問題所在。32件罷免案全部未通過，形成「32：0」的大失敗—政治動員極大化，卻完全無法轉化為制度結果。政治能量被消耗殆盡，國會結構絲毫未動，留下的只有更深的對立與更薄弱的制度信任。
更具象徵性的，是下半年出現的「不副署、不執行」憲政爭議。這不只是法律技術分歧，而是責任政治的一次實質中斷。當行政選擇拒絕讓立法結果進入制度流程，立法多數便淪為象徵，司法被迫捲入政治攻防，社會則只能在立場對抗中反覆消耗。
2025年政治的真正危機，不在衝突過多，而在制度愈來愈少被用來處理衝突。
若只看總體數字，2025年的台灣經濟表現確實亮眼。出口強勁、高科技產業撐起成長率，官方敘事充滿信心。然而，這些成績並未轉化為多數人的生活改善，關鍵就在於分配結構。
正因如此，《經濟學人》在今年直指台灣出現所謂的「台灣病」：出口與經常帳順差屢創新高，但薪資成長、內需動能與生活品質卻明顯脫節；成長集中於少數產業與資本端，卻未能有效向社會擴散。這不是唱衰，而是一種對結構失衡的警示。
現實感受也印證了這點。薪資雖然上升，但中位數與平均值的落差擴大，意味著多數受薪階級仍落在「平均成長」之外。房價、生活成本與世代壓力，迅速抵銷了名目收入的增加。於是，一個熟悉卻愈來愈尖銳的矛盾浮現：經濟「看起來很好」，但生活「感覺不到變好」。
當成長無法被多數人共享，亮眼的經濟數字反而會失去政治說服力，轉而成為不滿與動員的燃料。
2025年也是台灣社會各種長期累積問題開始全面攤牌的一年。人口結構的警訊已無法忽視：台灣的總和生育率持續處於全球最低水準之一，與此同時，65歲以上人口比例逼近甚至跨越超高齡社會門檻。少子化與高齡化不再是未來問題，而是正在同步擠壓勞動力、財政與社會支持體系的現實。
花蓮的重大水災，則讓另一個結構性問題浮上檯面。這不只是天災，而是一場治理測驗：災前預警是否到位、撤離與溝通是否有效、災後重建能否超越政治攻防。在極端氣候逐漸成為常態的情況下，國家需要的是制度化的韌性治理，而非事後動員。
對外關係上，2025年的台灣同時承受兩種不同性質的壓力。對美而言，安全合作與國際支持仍是必要支柱，但高度依賴也意味著政策空間的壓縮；安全不是免費午餐，而是一場長期且高代價的平衡。
真正更嚴峻的，在於對中關係。海基會董事長自請辭職，清楚揭示既有的兩岸制度性溝通機制已實質失靈。原本用來降溫、緩衝、避免誤判的管道，已難以發揮功能。
正是在這樣的制度真空下，圍台軍演的頻率與強度，成為台灣安全環境的日常背景。軍事行動逐步取代政治溝通，兵凶戰危不再只是想像，而是常態風險。當外部軍事壓力日常化，而內部政治又高度對立，任何突發事件，都可能被迅速放大為整體危機。
回顧2025年，台灣並不缺政治能量、經濟動能或社會關注度；真正短缺的，是將這些能量轉化為可治理結果的制度能力。32件罷免全數失敗、成長卻無法被共享、全球最低生育率持續探底、兩岸對話機制失靈而軍事壓力日常化—這些現象指向同一個問題：治理正在被政治取代，而制度出口正在收縮。
2025年未必是危機全面爆發的一年，但它清楚標示出一個交會點：治理失靈，正與兵凶戰危同時逼近。如果制度出口無法重新打開，政治繼續以動員取代治理，那麼下一次衝擊來臨時，台灣所能倚賴的，恐怕不只是民主的熱度與國際的關注，而是早已被透支的制度承載力。
＊作者為「新故鄉智庫」國政顧問，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102002695-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