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雨詩（埃爾德里奇智庫研究員、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每當日本出現新任首相，華文輿論往往傾向從個人風格、政治立場或發言強度切入，迅速推論日本外交與安全政策是否即將出現重大轉向。然而，這樣的觀察方式，往往忽略了一個更為關鍵的事實：日本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從來不是由首相個人意志單線主導，而是深深嵌入制度、政黨結構與同盟框架之中。
理解這一點，是分析高市早苗政府的起點。
日本並非總統制國家。其對外政策的形成，長期受到三個層次的共同制約：自民黨內部派閥與政策共識的平衡、官僚體系對政策可行性與延續性的把關，以及美日同盟架構下的戰略分工。首相固然具有設定議程與象徵方向的重要性，但真正能產生持續影響的政策變化，往往來自制度層級的累積，而非領導人個性的突然轉換。
從這個角度來看，高市早苗的上台，並不意味著日本外交出現斷裂式的路線轉換，而更像是後安倍時代，自民黨整體安全認知逐步調整後的結果。面對台海風險升高、朝鮮半島局勢反覆，以及中俄戰略協作日益明確，日本政治菁英對於「衝突外溢」與「戰略被動」的焦慮，已明顯不同於十年前。這種結構性壓力，才是政策調整的真正推力。
安倍晉三在位期間，確實為日本外交奠定重要基礎，但其核心並非單純的強硬姿態，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風險管理邏輯：在美日同盟內部維持穩定協調，在對中關係上避免直接對抗，在安全政策上循序推進、刻意避免跨越不可回頭的門檻。這種做法，使日本得以在區域局勢快速變化的情況下，仍保有戰略彈性。
相較之下，高市早苗過去在部分議題上的立場，更偏向清楚表態與價值宣示，這反映日本社會對安全議題的焦慮升高，但也意味著她並非典型的「共識型」政治人物。因此，她的執政，並不是對既有路線的否定，而是在相同制度框架下，回應更為嚴峻的外部環境。
這樣的結構性變化，在日本對台灣議題的政策演進中尤為清楚。近年來，台海情勢已不再被視為遙遠的地緣政治風險，而是直接關聯日本本土防衛、南西諸島安全以及美日同盟的可信度。這種認知轉變，並非來自政治口號，而是具體反映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力整備計畫》以及日美 2+2 會談等正式文件之中，顯示制度層級的重新定位。
在東南亞外交方面，日本同樣展現出高度節制與結構理性。日本持續強調與東協的夥伴關係，將重點放在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與科技合作，而非將區域互動塑造成對抗性陣營。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回應東協對選邊站的顧慮，另一方面也為日本自身保留外交與戰略彈性。
因此，理解高市早苗及其政府的意義，並不在於她是否象徵某種政治人物的延續或複製，而在於她所處的時代背景，已迫使日本在既有制度下，對安全風險做出更直接、也更務實的回應。
對台灣而言，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是政治語言的強度或人物標籤的變化，而是日本已經將哪些風險正式納入制度、預算與同盟協調之中。唯有從制度與結構層次理解日本，才能避免被表象牽引，並更準確地判斷區域局勢的真實走向。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51223000016-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