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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志雄(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
賴清德政府日前以詐欺案件頻傳為由,宣布對中國社群平台小紅書實施一年封鎖,在社會上引發熱議。對綠營的支持者而言,這樣的封鎖是一種自我保護;但對批評者而言,它象徵台灣民主的不自信。無論立場如何,這項政策都凸顯台灣在「資訊戰」時代,對民主治理能力的內部焦慮。
一個國家利用「資訊封鎖」作為手段,理應具有「高度透明」與嚴謹的「比例原則」。賴政府指出小紅書涉及詐騙與資安問題,但並未公開完整檢測標準、風險分類或技術細節,使得社會難以理解為何封鎖是「必要」且「最後」的措施。更不用說對於其他詐騙更多、金額更大的平台如臉書、Line等,相關單位卻選擇視若無睹。當政府以「安全」為理由做出高度侵入性的決策,而且明顯雙標,輿論自然會質疑這究竟是出於專業判斷還是政治方便。
須知,網路世界早已跨越國界,VPN 與各種鏡像網站比比皆是,封鎖往往只能減少一般使用者的方便性,卻無法真正阻絕資訊流通。詐欺與資安問題的核心在於取證、追查金流與提升使用者警覺,而不是把網路平台移除。當一個國家在資訊治理上採用「物理封鎖」的思維,某種程度反映出對自身制度的「不自信」,以及對數位資訊保護掌控的「無力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民主原則的被侵犯。民主社會確實允許在安全威脅下採取必要手段,但這些手段必須被清楚界定為例外,而不是常態。政府今日封鎖小紅書,未來是否還會擴大至其他跨境平台?倘若每當遇到政治敏感議題或輿論攻防,政府都能以「疑似詐欺資安風險」為名啟動限制,那麼資訊自由與公共討論空間將面臨極度限縮的危機。
台灣長期以民主自由為傲,但「封鎖平台」這種象徵性極強的政策,難免會讓人將台灣與其他施行網路審查的國家相提並論。儘管兩者在制度與目的上存在本質差異,然而國際觀感並不會細究技術細節,而只會看到台灣這個自稱「民主燈塔」的地方,也開始使用資訊封鎖來管理輿論。這種矛盾不僅會削弱台灣的道德高度,也會讓外界質疑台灣民主的真實性。
在資訊戰時代,面對跨境平台與其影響力的操作,最有效的防禦方式其實是強化媒體素養、建立透明的監管機制,以及促進跨平台合作與司法調查能力。民主的強韌建立在公民的判斷能力,而非隔離外部資訊。若政府以為透過封鎖就能讓人民避免受到影響,那麼真正被低估的,反而是台灣社會自身的民主成熟度。
從治理面來看,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封鎖,而是更具制度化與透明度的資訊管理架構,包括:明確的風險分類、公開的檢測標準、分級處置機制、跨境司法合作,以及具備監督權的獨立機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安全與自由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在政治焦慮下,動輒限流封鎖。
民主的力量從來不是來自於封鎖,而來自於公開、透明與信任。如果台灣希望在國際上繼續維持「民主典範」的稱號,就必須開放彰顯制度自信,而非透過封鎖展現脆弱。因為,在資訊戰的時代,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一道更高的牆,而是一個更有自信的民主。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51214001329-2621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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