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適逢「馬習會」10周年。2015年11月7日，「馬習會」全球矚目下，於新加坡登場。此次「馬習會」源起於2013年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其間經兩年的雙方折衝，我方堅持之對等、尊嚴之原則，無任何退讓，且馬總統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後，辭任黨主席，總統是其唯一的身份，所以習近平與之會談的身份當然亦為「國家主席」，而非黨的「總書記」。
然而，在兩岸「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現實下，「馬習會」中，雙方自然難以「總統」、「國家主席」相稱，僅能以較不彰顯雙方主權意涵的「領導人」身份，互以「先生」相稱，此亦定位兩岸關係的「九二共識」精神之體現，明確兩岸非屬「國與國的關係」，而是「治權與治權的關係」，當中無「矮化」的問題，也不是「黨對黨」的對話。
因此，「馬習會」不僅是1949年10月兩岸分治後，雙方領導人的首度會談，更因會談於第三地新加坡舉行，北京、台北皆無「主場優勢」，有效避免中央對地方的不當聯想。然而，「馬習會」後，部分國人認為此次峰會，北京未對台北讓利，其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甚至將之曲解為馬總統為拉抬國民黨選情或習近平試圖干擾台灣的大選的戰術性目的。
其實，「馬習會」的最大意義乃為兩岸關係奠下和平的基石，此與馬總統在東海、南海爭端中的「和平」基調一致，更為馬政府推動外交及兩岸關係的信念。綜觀在國際政治中，諸多雙邊或多邊的首腦對話亦常意在「預防性合作」，避免「雙輸」的局面。
換言之，在對話中「衝突避免」較「解決爭端」務實、重要，美、中及日、中之間的對話即為如此。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包道格認為，馬、習相會本身即是重大成就，兩位領導人見面並交換意見，甚至比達成某些具體協議更加重要。
日媒當年報導指出，日本政府憂心兩岸可能在東海或南海爭端中與中國大陸聯手，對抗日本。此點，反映出日本對「馬習會」的過慮與誤解。「馬習會」的頂層設計係為維持兩岸關係正向發展，無涉東海、南海議題，但日本的不安亦透露其雖希望兩岸關係穩定，但卻擔心台灣向中國大陸傾斜，使日本在東亞的海域爭端中腹背受敵，首尾難顧。
誠如馬英九2006年7月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訪日，面對「日本不樂見台灣被中國大陸併吞，日本北面有北韓問題，南面有台海問題，在北韓發展核武下，希望南面不再有衝突發生」的政界意見時表示，台灣不會讓日本南面有事，將盡一切努力維持台海和平，並支持美日安保體制。
馬總統執政期間，信守此項承諾，將兩岸關係放到美、日、中三方互動的視野中，與美、日保持協調，推進兩岸關係。「馬習會」中，馬總統清楚地抛出「和」為上策的兩岸「雙贏」路徑，為馬時代的兩岸關係發展中所累積的「和平紅利」加碼，並為「重美、友日、和陸」的具體實踐。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51111003666-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