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的性別取向(謝明瑞)

作者：謝明瑞(不動產專欄作家)

一、前言

美國講究男女平權，但至今仍沒有產生過女性總統，為什麼？

2024年11月，舉世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落幕，共和黨候選人川普以312張選舉人票大贏民主黨對手賀錦麗的226張，捲土重來的川普一如作者選前所預期的結果，當選為美國的第47任總統。

2024年7月，時年81歳的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為了「民主黨和美國的最大利益」，正式宣布退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並公開支持59歲的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接棒，代表民主黨參選美國總統，拜登的退選是繼詹森（Lyndon B. Johnson, 1963-1968）之後，超過半個世紀以來（56年）的第一位放棄連任的美國在位總統，雖是基於其年老力衰的健康因素，唯臨時接棒的賀錦麗之可衝刺時間已相對較短，因距離11月5日的大選投票日僅剩三個多月（107天），而在美國史上，未曾有過如此緊迫的「選前換將」，對新任總統候選人的選情相對不利。

就在美國民主黨宣布賀錦麗擔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同時，我直覺就認為川普已經勝利在望，而2024年11月6日的美國大選結果則揭露了這樣的訊息，當然，我的事前預測並非空穴來風，亦非事後諸葛，其實它是有根據的，因為大數據告訴我們，美國政治是男性取向的總統，女人當上總統的機率微乎其微。

事實上，美國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結構所構成的國家，人種複雜，沙文主義盛行，白人政策主導一切，美國社會或計許可以容忍一位非白人（非裔黑人）的男總統-歐巴馬，但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一位非白人（亞非裔黑人）的女總統-賀錦麗，因此，當民主黨基於政治考量，不得不推出賀錦麗為總統候選人時，我即時推測當前執政的民主黨可能不易獲得人民的青睞，因為「性別差異」是當今美國社會的傳統，且短期間難以根除，而事實也證明我的想法與預測是正確的。

總統大選所需考慮的因素經緯萬端，唯若暫不考量政治、經濟、社會、國際情勢等重大因素，而單從「性別取向」來做觀察，便足以說明為何民主黨以現任副總統之尊，享有各種難以替代的資源，卻仍無法持續保有政權，以及美國創國二百餘年來，都沒有出現過女性總統的原因。

二、美國的女權主義

美國是一個提倡男女平等的國家，從1884年，蘇珊安東尼（Susan Brownell Anthony）為女性爭取到投票權到2024年的140年中，美國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已經大幅提高，而所謂的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是指美國境內支持婦女權益，以及主張捍衛婦女平等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的社會運動，但早期的捍衛婦女平等運動被視為是缺少動力，以及僅是意識形態的集合。

大體而言，美國的女權主義按時間順序可分為四大波動時期，其中，第一波女性主義（First-wave feminism）指的是從1850年到1945年期間，而其爭取婦女權益的結果是讓女性獲得選舉權；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是女性主義者的一場社會運動，始於20 世紀60 年代初，一直持續到1990 年代初期；第三波女性主義則源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不能趕上時代而失敗，必須結合所有女姓團體共籌決策，被視為是數個不同派系的女性主義之結合的運動；第四波女性主義（Fourth-wave feminism）始於2012年間的女性權益崛起運動，著重於性別架構的多元交織性和網路與社群平台的應用，如為文分析、分享動態、打卡，拍影片、舉辦線上活動，以及參與各種讀書會等，主要目的是為達成女性主義理念的傳播。

然而，自1919年6月4日，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19修正案，賦予女性選舉權以來，美國女性不會因投票選舉而被判罪進監獄，也不必再為了政治訴求而自絶於白宮之外，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美國從政女性愈來愈多，並已超過歷來任何時期。然而，儘管美國女權主義盛行，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所公布的國家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17），美國在性別平等方面排名第49位，亦即美國距離男女平權的國家仍有一大段的距離，尤以總統大位的性別取向更為明顯。

然而，美國女性參與政治的人數雖然愈來愈多，但卻不曾出現過女性總統，希拉蕊·克林頓一度是最接近總統寶座的女性，因為在2016年11月8日大選投票中，她得到了大量女選民的支持，公民投票總票數65,844,610張，占48.06%，高於川普的62,979,636張，45.97%，得票數雖比對手高出甚多，但因選舉人票相對較少（227：304），最後敗給唐納德·川普。八年以後，川普再度擊敗另外一位女總統候選人賀錦麗，顯示美國女性總統參選再度挫敗，至於美國是否能在女性獲得選舉權一個世紀之後出現一位女總統，或許美國X世代的人仍有機會看到，唯仍充滿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三、美國政治的男性社會

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中，政治上的性別差異反映著美國社會的動盪與不安，也左右美國的各種選舉，其中，又以大選更受性別差異的影響。若以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為例，便可發現美國大選中的情性別差異，如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男性選民中享有巨大領先優勢，女性選民則比較喜歡賀錦麗（Kamala Harris），唯在美國的政治社會中，男性仍占有主導性的地位，簡述如下述。

1. 政治男尊女卑的潛在偏見

在種族文明情結十分嚴重的美國白人精英社會中，他們在貶低婦女心智的同時，又極力讚揚婦女的純潔無暇與美好，並試圖以一種騎士或紳士的態度來迎合和保護婦女，不僅明正言順地強化了美國白人男性的種族和性別優越感，同時也興起大男人主義（male chauvinism）的風潮，其是一種認為男尊女卑、男性必定優於女性，因而延伸出男性應統治女性的意識形態，此種美國政治的男性至上的思潮根深柢固，也造成美國社會對婦女的潛在偏見，且短期間內難以根除。

2. 女力的崛起加重男性的焦慮

「女力」是指女性身上所擁有的力量，其不僅是女性力量的簡稱，更是一種堅韌、細膩、不畏挑戰的精神，這股既溫柔又剛強的力量的崛起，打破「男人當家」的刻板印象，多元化的性別觀點，也為產業科技研發注入更多創新思維，因此，隨著美國工業文明的進展，許多中產階級男子的工作逐漸為女性所替代，單憑一個男人的力量已無法養活整個家庭，養家糊口的重負加上工作中激烈的競爭，而使男性對女性的絕對優勢逐漸式微，而女力的崛起，也讓男性因為趕不上女性的焦慮日愈擴張，並對女性統制男性的事實日愈感受到不安與焦慮。

3. 隱性的性別歧視

一般而言，在美國的職場上，各行各業都主張男女平等，各大公司也喜愛營造不會歧視也不會為難女人的形象，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美國社會，男女平權的口號依然響亮，唯實際社會的性別差異依然存在，因為在現代社會的職場中，即使是相同的學經歷背景，女性的薪資往往低於男性同事約二成（19.3%）。根據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院（Economy Policy Institute）於2019年所做的調查發現，女性占為多數的工作往往薪資比較低、時數比較長、工作也往比較沒有保障，這可能是基於女性必須同時兼顧家庭生活而難以全數投入工作有關，唯在白人男性高人一等的美國社會，來自性別的「隱性的性別歧視」亦可能是主要原因。

4. 女性政治人物的刻版印象與挑戰

在男女平權且女權高漲的美國社會中，女性參與政治已對男性造成極大的威脅與衝擊，這雖是時代改變的必然，唯若要讓女性來領導優越感十足的男性社會，則其所面臨的挑戰會相對嚴峻，除了女性的能力與智力可能難擔任國家大事之誤解外，還可能同時面臨其外觀、個性、穿著…等內外在的主客觀等僵化的判斷因素。早期在美國傳統以男性為主的父權社會文化下，男性表現陽剛的行為獲得讚賞，女性則以個性陰柔的行為上策，因此，在傳統社會中，一般人會要求男性要勇敢、獨立、理性、堅毅、主動，而女性則要溫柔、整潔、文靜、被動、同情、依賴、委婉，並逐漸形成所謂「男剛女柔」的性別角色之刻板印象，因此，美國女性參與政治所須面臨的挑戰遠比男性為多。

四、美國大選的性別取向

從美國女權運動及政經環境變遷的觀點，自2016年以後，女性的處境發生巨大變化，如2017年的MeToo運動改善了人們對女性在職場面對女性歧視的認知，並改變了談論女性專業人士的方式。唯「女力」的崛起，也讓以男性白人為尊的美國社會受到衝擊，並對這些多元性、公平性、包容性的議題加以反駁，特別是對於那些感覺自己被拋棄的年輕男性，或對於那些更偏好傳統性別角色的保守派的美國人而言，以女人為尊的變化有時很難以接受，簡述如下。

1. 社會仍難接受的「總統女士」

在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賀錦麗作為第一名獲得總統提名的有色人種女性，也是第二位取得提名的女性，又是執政黨的副總統，位高權重，唯大選期間，賀錦麗極力避免談論自己的身份，僅再三強調其參加競選是為了所有的美國人，無論種族和性別，而她就是擔任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然而，儘管她努力避免有色人種且是女性參與大選的議題，但在代表共和黨的川普之大力炒作下，「性別」卻逐漸成為2024年這場競選的關鍵因素；因為對許多美國人而言，「總統女士」是一個新鮮但又奇怪的稱呼，有些人對這種新奇感到憂慮與不安，而這種確實存在「隱藏的性別歧視」，是阻止某些人投票支持任何女性總統的重要因素，亦是影響賀錦麗選情不佳並落敗的主要因素。

2. 民主黨因候選人為「她」而反對

2024年的美國社會，已少有人會向民調直言女性不適合競選總統，但仍有許多人會以「隱性的性別歧視」在各種社交媒體上公然反對女性競選總統的言論，如民主黨策略師以選民在民調中表示賀錦麗還沒有「準備好」、或沒有合適的「個性」或「能力」時，他們真正的意思其實是因為「她」的女性因素而反對。事實上，早在八年前，也就是2016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克林頓（Hilary Clinton）即強調她是首位獲得政黨提名的女性，其競選口號我與她同在（I’m with Her），目的在提醒人們不要只看到她女性的因素，而要留意她的開創性角色，只是民主黨在與選民討論希拉蕊參選資格的情景時，許多人雖然都同意她的領導與溝通能力，但許多民主黨的核心人物卻已開始意識到大選中的性別取向，而問題在於「她」，亦即問題在於希拉蕊是一名女性。相同的情形，在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賀錦麗的出現也讓民主黨高層因候選人是「她」而產生潛在性的反對，雖僅止於隱藏性的反對，但已為民主黨種下敗選的因子。

3. Z世代對女性競爭的焦慮

在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若根據各種民調並做綜合性觀察，便可發現美國各年齡層中，男女選民意見分歧最大的主要都集中在年輕的Z世代。所謂Z世代（Generation Z，Gen Z）是指Y世代之後、阿法世代（α）之前的人口統計群體，一般是指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這些年輕男性的特質是覺得他們無法超越女性在職場及政治上的光環，且已被民主黨所拋棄，並把前總統川普視為傳統男性價值象徵，而其所表現出來的態勢則是2024美國大選時所出現Z世代男性「右轉」現象，亦即Z世代對女性競爭的焦慮轉為對男性社會的期待，因而由昔年的支持民主黨轉為支持共和黨。

1989年，在美國前總統雷根卸任後，未滿30歲年輕人一向是民主黨的支柱，但2024年的大選卻出現年輕男性轉向共和黨的趨勢，而這些年輕男性在經濟和政治上面臨嚴苛對待，因而受到川普人格特質、發言和他企圖展現的果敢「男子氣概」所吸引，而這樣的性別取向氛圍，也讓川普得以種下重返白宮的契機。

4. 性別政治明顯

在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隨著拜登的退出與賀錦麗的參選，性別成為競選中的關鍵因素，大選主軸由原來的兩個「老男人」的「男子氣概」之爭，轉變為男女「性別差異」的「陽剛柔弱」角色之戰，這也是川普在總統大選上第二度與女性候選人的對決，不但性別議題重回選戰，在競選舞台上，性別化的差異展演也相當明顯。如在共和黨的造勢活動中，川普在「這是一個男人的、男人的、男人的世界」（It’s a man’s, man’s, man’s world）歌聲中登上競選舞台，並在高喊「戰鬥、戰鬥、戰鬥」的搖滾小子（Kid Rock）之歌聲中，再三強調政治是男人的世界，而川普則是一位堅強且是十足的「硬漢」，他的「毫不退縮」和「反擊」性格，其所表現出的白人男子氣概，重拾美國男人的威風，增加男性選民對他的期望；另外，川普選前在紐約造勢大會開場喊出「過去4年你過得比較好嗎？」，而有超過5成選民認為經濟壓力沉重，不滿情緒促使「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口號再次掀起熱潮，這也讓川普得以在性別政治濃厚的美國大選中脫穎而出。

5. 性別議題無所不在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認為，有些男性「不喜歡讓女性擔任總統，並且找出各種其他替代理由」，在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的末期，特別是離投票日的最後幾天，性別議題幾乎是無處不在。2024年10月下旬，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所公佈的民調，顯示競選已出現了性別差距，一般反映的是美國男性對賀錦麗能否成為強而有力的領導者的信心低於女性，大多數男性認為川普是一名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另方面，賀錦麗幾乎不承認自己是競選公職的女性，也從不說明其非亞裔的種族色彩，因此，川普利用男性在女權主義中所產生的挫敗感，以及白人至上的優越感，在競選過程中特別強調男性的陽剛氣質，並讓白人的男子氣概成為這場競選的核心。

五、結論

經由前述的分析與說明，可據以列出本文的結論如下述。

1. 美國是由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結構所組成，在白人主導一切的現實社會中，美國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一位非白人（亞非裔黑人）的女總統，因為性別差異是美國社會的傳統，且短期間難以根除。
2. 1919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19修正案，賦予女性選舉權，唯美國女權主義雖然盛行，但在國家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美國在性別平等方面排名依然落後，尤以總統大位的性別取向更為明顯。
3. 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中，政治上的性別差異反映著美國社會的動盪，白人男性在美國政治社會中仍占有主導性地位，主要因傳統的潛在偏見、女力的崛起加重男性的焦慮、隱性的性別歧視，以及女性政治人物的刻版印象與挑戰等。
4. 在以男性白人為尊的美國社會中，對於那些感覺自己被拋棄的年輕男性，或對於那些更偏好傳統性別角色的保守派美國人而言，以女人為尊的變化有時很難以接受，包括社會難以接受的「總統女士」、民主黨因候選人為「她」而反對、Z世代對女性競爭的焦慮、性別政治明顯，以及性別議題無所不在等。
5. 2016年，台灣出現第一位民選女總統，且兩大黨的黨魁也皆曾由女性擔任，而台灣與美國政壇類似，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場域，女性要掌握政經資源往往需要足夠的機遇促成，唯美國何時可以出現女性總統，目前尚難斷定。

＊本文原刊2024/11/14風傳媒，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