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10月31日，台北市長蔣萬安與民進黨候選人沈伯洋舉行電視辯論。蔣萬安細數都市更新、大巨蛋、輝達總部等施政成果，沈伯洋則批評市府行政疏失，強調城市願景與市民感受。辯論結束後，兩方支持者都說己方表現較好，這個結果值得深思，選民究竟用什麼標準判斷政治人物的能力？
值得憂慮的是，許多政治評論早在辯論開始前便有結論。支持者觀看辯論，往往只為尋找證明自己正確的片段。候選人答得好不好，比不上他是否自己人重要。心理學稱此為動機性推理，人們面對與既有信念衝突的證據，會提高接受門檻；遇到支持自身立場的說法，卻容易照單全收。政治立場越強烈，這種傾向可能越明顯。
英文有一個字Cult通常指具有強烈領袖崇拜、群體控制及排斥異議特徵的組織，民主政黨不能直接等同邪教，但某些政治支持行為確實具有類似的心理機制。領袖說錯話，支持者替他解釋；政策失敗，責任推給敵對陣營；有人提出質疑，立即遭到貼標籤。久而久之，忠誠凌駕事實，質疑成了背叛，群體認同取代個人判斷。
但不能因為選民認為沈伯洋辯論獲勝，就認定他們受到洗腦。有人重視行政經驗，有人重視監督能力，也有人在意候選人的價值觀。不同評價本屬民主常態，令人擔心的是拒絕證據、拒絕修正，以及不准別人提出不同意見。
民進黨長期執政中央，對台灣政治文化自然負有較大的制度責任。掌握行政資源、政策宣傳與公共議題設定權的政府，理應帶頭建立理性討論的典範。
如果執政者習慣將批評者描繪成敵人，將政策爭議轉化為忠誠測驗，甚至以國家安全的語言處理一般政治分歧，社會便容易形成不敢質疑的氣氛。長期下來，民眾可能不再追問政策成效，只在乎誰站在自己陣營。
過去的政治辯論，觀眾至少有機會聽完候選人的完整論述。如今，一場兩小時的辯論被剪成十幾秒短影音，配上聳動標題，便足以讓支持者歡呼。
演算法偏愛情緒強烈的內容，政治人物自然學會製造衝突。詳細解釋預算、法規與行政程序，遠不如一句嘲諷對手的話容易傳播。認真研究政策的人未必獲得掌聲，擅長表演憤怒的人反而成為英雄。
更麻煩的是，知識不足的人未必知道自己缺乏知識。面對複雜的都市治理，民眾容易高估幾句漂亮口號的價值，低估行政執行的困難。政治討論於是逐漸娛樂化，治理能力退居其次。要改善這種現象，不能依靠另一場政治動員，更不能用思想審查對付被認為不理性的群眾，民主社會需要的是讓所有政治人物接受相同標準的檢驗。
候選人談都市更新，就應說明預算、土地整合與執行期程。承諾改善交通，就要交代具體措施及預期效果。批評現任政府，也應提出可行替代方案。媒體應逐項查核，學校則要培養學生辨識證據、邏輯謬誤及政治操弄的能力。
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必須重新學會承認自己支持的人也會犯錯。批評自己支持的政黨，不代表投靠敵人，肯定對手做得好的地方，也不代表背棄信念。
台灣歷經漫長民主化，爭取到公開批評政府、自由選擇領導人的權利。如果今天的選民只願意相信自己喜歡的答案，民主便可能逐漸失去理性基礎。民主最可怕的危機，是人民明明擁有思考的自由，最後卻自願放棄。歷史上，許多社會走向威權，都是從不再容忍不同聲音開始。台灣應該記取這個教訓，讓事實重新取得比政治忠誠更高的地位。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1102003378-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