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2026年8月14日，英國倫敦巴特西區一棟公寓內，警方發現了41歲的前劍橋大學教授Jason Arday的遺體。距離他因外界壓力辭去教職，不過才九天。消息傳出後，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自發湧現悼念人群，數以萬計的人穿著黑衣肅立。家屬聲明說，「三年來，Jason持續遭受霸凌行動，而這場誹謗運動對他來說已是難以承受之重。」
這個事件不只是個人悲劇，它把西方頂尖大學長期掩蓋的若干結構性問題，撕裂出來攤在陽光下。
聘人那一刻埋下的伏筆
Jason Arday的故事，從一開始就不尋常。他患有自閉症，11歲前無法開口說話，18歲才學會讀寫，卻一路攀上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的博士學位，並於2023年以37歲之齡成為劍橋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黑人教授。這份傳奇性的個人敘事，正是劍橋向外界展示多元包容精神的最佳範例，媒體爭相報導，掌聲四起。
當一所大學在聘用教授時，是否把候選人的「象徵意義」放在學術條件之前？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Arday事件提示了某種可能性。大學的多元、平等與融合（DEI）目標，有時會製造出一種特殊的結構性壓力，被聘用者必須扮演某個位置，代表某種價值，成為某面旗幟。在這種期待之下，一旦有人對其學術作品提出質疑，校方的第一反應究竟是徹查，還是護旗？
劍橋大學早在2023年就已接獲舉報，指Arday的博士論文疑似與他人作品高度相似，但校方當時以「事發於任職本校之前」為由，拒絕展開調查。直到輿論壓力累積到無可迴避，校方才在2026年7月宣布成立調查委員會。
輿論的獵殺
抄襲是嚴重的學術誠信問題，無論在何種理由之下都不能合理化。但Arday事件在媒體上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學術誠信的討論範疇，變成了一場帶有特定目的的圍剿。
那些質疑他的聲音中，並不全都只關心學術規範。發起公開指控的Nathan Cofnas，是一位曾遭劍橋解聘、長期鼓吹「種族現實主義」的哲學家，正在對劍橋提起訴訟。他的動機與學術倫理，顯然不是同一回事。
部分媒體跟進的方式，更像是在追捕獵物，從論文、學術期刊，翻到他跑馬拉松的紀錄、奧運聖火傳遞的資格、回憶錄裡的每一句話，乃至家人收到可疑包裹的陳述是否有備案等等。劍橋自閉症研究中心主任Simon Baron-Cohen公開警告，每四名自閉症患者中就有一人曾計畫或嘗試輕生，並直言這是「對一名脆弱的自閉症男性的無情霸凌」。這個警告，沒有讓圍攻停止下來。
教授也是人，不是圖騰
大學從來不是象牙塔，但很多時候，外界對大學教授的想像，仍然是一種單向的英雄或反派劇本。要麼是站在講台上不可侵犯的學術權威，要麼是被揭穿的騙子與道德敗類。
事實上，教授所承受的壓力，遠比一般人想像的複雜。發表或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文化，讓研究者在職涯初期承受極端的生產壓力。在競爭激烈的大學體制中，出版品的數量、引用率、機構排名，構成一張無形的網，把學者緊緊捆住。被賦予「象徵性」身份的學者，則要再加上一層負擔，他們不只要對自己的研究負責，還要對整個族群的代表性負責，要在每一次公開發言中扮演得體，要在每一份出版物中無懈可擊，因為一旦出問題，攻擊的不只是他一個人，而是整個「多元計畫」。
事實上，學術機構內部的霸凌現象，在各大學都有記錄，且發生頻率遠高於一般職場所承認的比例。同儕對資淺學者的長期壓制、系所內部的政治角力、對不受喜愛的研究路線的孤立與打壓，都在大學校園靜靜地發生，只是少有人訴諸公眾。Arday本人在辭職聲明中說，「無休止的指控、臆測與公眾評論」已令他與家人不堪承受，這句話未必只是說給媒體聽的。長達三年的暗流與公開的輿論風暴疊加在一起，對任何人都是難以承受的重量。
機構的角色
Arday事件至今仍有幾個核心問題沒有定論，他的論文是否構成法律意義上的抄襲？那些相似段落究竟是學術引用的不規範操作，還是蓄意的文字盜用？校方在得知初步指控後是否有失職？這些問題，按照正常的學術調查程序或許能有答案，但Arday的死，讓一切都沒有答案。
不過Arday在被確定有罪之前，已先被媒體的輿論風暴審判了數週，並在社群媒體上遭受持續的仇恨攻擊，這是一個制度所能允許的正義嗎？大學作為一個機構，在面對教職員被公開圍攻時，是否有責任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護或屏障，而不是沉默地等待輿論的走向？
沒有人應該用一個人的死去消費任何政治立場，不管是支持多元政策的一方，還是反對的一方。但這個事件留下的問題，應該讓大學認真地重新審視聘用決策的邏輯、學術壓力的結構性傷害，以及當一個人被推上輿論舞台時，機構的角色究竟應該是什麼。
特拉法加廣場的燭光在八月夜風中飄搖，那些自發聚集的人，悼念的不只是Jason Arday一個人，而是一種更廣泛的疲憊與恐懼。當有一天自己被公審，是否有誰可以保護我呢？
＊本文原刊風傳媒，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11158036#whole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