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明輝（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工業管理博士，前荷蘭外商廠長）
2021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之際，民間團體緊急採購BNT疫苗以填補防疫缺口，曾是台灣社會凝聚互助力量美談。然而，隨著台中地檢署針對「假買疫苗、真詐佣金」案提起公訴，揭露陳昱瑄律師與掮客李易儒等人向慈濟基金會詐領高達3000萬美元（約新台幣10.6億元）佣金的驚人內幕，這起當時備受推崇的善舉，如今卻暴露出令人痛心的治理危機。
社會各界在震撼之餘，普遍浮現的核心疑問是為何同時期進行採購的台積電與鴻海暨永齡基金會能夠直接對接德國原廠與上海復星，而慈濟卻輕易落入掮客「搭順風車」謊言並支付巨額佣金？案發後，慈濟迅速發出聲明稿強調機構向來遵循善款嚴謹運用與價格公開合理原則，並寄望司法機關追回犯罪所得。
然而，聲明將問題歸因於機構缺乏司法調查權並以慈悲願力帶過，恰好暴露廣大十方捐款人最難以接受的內部治理漏洞。這絕非一句「深感遺憾與痛心」即可卸責，而是宗教慈善團體決策機制、專業合規與風險控管體系徹底失能的嚴重警訊。
慈濟何以淪為詐騙集團眼中的肥羊？首要原因在過度依賴宗教網絡的個人信任，卻忽視機構化治理應有的客觀防禦機制。在本案中，掮客團體利用美國慈濟青年名義作為包裝，透過慈濟高層穿針引線，輕易繞過常規機構在進行巨額交易時必備的徵信與背景調查。
在宗教團體的組織文化中，長年習慣以誠信、善意與共同信仰作為合作基礎，甚至讓騙徒獲得前往慈濟會見證嚴法師機會。這種慈悲有餘、防人不足的鄉愿氛圍，讓缺乏實質商業履約能力中介者能憑藉虛張聲勢背景橫行慈濟高層決策圈。
對比同時期採購BNT疫苗的企業體，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在接到掮客推薦時，因對方無法提出原廠正式授權或身分背景可疑即果斷拒絕；即便面對政治與商業交錯的複雜環境，企業團隊仍堅持透過專業法務與國際採購管道，直接與德國BNT原廠及大中華區總代理上海復星進行實質談判，完全未透過任何非官方仲介。兩相對照，台積電與鴻海在專業商業判斷的嚴謹度與慈濟盲目信任漏洞，形成極為鮮明對比。
其次，在跨國醫療物資與重大戰略物資採購中，原廠與總代理的交易架構極其嚴苛。是否需要透過中間商與佣金比例是否合理，本應由具備國際法務與跨國貿易經驗的專業團隊進行多方驗證。當台積電與鴻海永齡基金會早已釐清交易架構並與授權方直接對接時，慈濟管理層竟全盤接受陳姓律師等人宣稱「自身為上海復星大股東」、「鴻海與台積電皆係透過其協助採購疫苗」等極易查證的荒謬說法，未向台積電、鴻海或主管機關進行基本交叉比對，即簽約並支付鉅款。顯示出慈濟在面對高複雜度的非例行性採購時，缺乏具備專業能力且獨立運作的內部審查機制。
慈濟基金會雖坐擁龐大社會資源與動員力量，但組織結構長期傾向於高層少數決策，缺乏有效內部制衡與專業諮詢體系。決策者可能過度信任過往在國內外進行人道救援與物資發放的成功經驗，因而低估醫療物資國際採購所涉及的法律、金融與合規門檻。當危機與時效壓力來臨，內部未能及時啟動風險預警，最終致使十億多善款在毫無防禦狀況下輕易被鈺達公司詐欺騙取。
本案雖因調查局洗錢防制處及時察覺資金異常移轉，由檢調機關緊急查扣黃金、現金與不動產，使犯罪所得可望追回並未造成實質上的永久資金損失；但運氣好追回贓款絕不能成為掩蓋內部管理重大疏失藉口。若非國家洗錢防制體系在最後一道防線發揮作用，這筆來自社會大眾的十多億元善款早已灰飛煙滅。
非營利組織與宗教慈善團體的生命線在於社會信任，而信任必須建立在制度透明與責任對等之上，而非神聖宗教光環。面對如此嚴重的重大決策失誤，慈濟基金會若要真正走出這場治理危機，必須展現改革決心，因爲一個公益組織長期累積的最大資產，不是現金、土地或建築，而是社會信任。
成熟的信任不能建立在相信這個組織不會犯錯，而應建立在即使組織裡的人判斷錯誤，制度仍能及時攔下；即使制度沒攔下，事後仍有人可以獨立調查；即使最終造成損失，也能清楚釐清責任、修補漏洞的治理基礎之上。從這個角度看，十多億元真正考驗的並不是慈濟的慈悲，而是它作為現代大型公益法人，是否具備與其規模相稱的治理能力。
真正負責任的慈善，不只是把錢花在值得做的事情上，更要建立足以守住善款的制度，確保每一筆來自捐款人的託付都能被審慎決策、妥善運用並發揮應有價值，而不會因為一時誤判、過度信任或制度漏洞，成為詐騙者可以利用的資源。對公益組織而言，善意是起點，治理才是守住善意的最後一道防線。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808003207-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