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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復(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並合聘佛光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如果只從今天台灣各地使用國語聚會的基督教會回望，我們很容易就把「國語教會」理解成純粹按照語言歸類出來的宗教組織，卻忽略其形成其實與民國38年（1949）前後的戰亂，導致政權遷徙、人口流動與冷戰格局具有密切關係。當政府遷台，大批軍公教人員，甚至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由大陸各省流亡來到台灣時，相當數量的基督新教的教牧人員（包括牧師與傳道）都跟著遷台。
這些教牧人員在陌生的島嶼上，重新設立教會組織，成立神學院與出版社，組織學生團契與社服機構，逐漸構成現在所稱的「國語教會」。「國語教會」並不是某個宗派的真正名稱，其通常概括指出拿國語展開的禮拜、講道與活動，並在國共內戰後著重指稱大陸來台牧者與信徒共同組織的教會。「國語」在這裡不只是指語言，更承載著國共內戰前中國基督教的宗派記憶。
這種國語教會的範圍，包括衛理公會、浸信會、信義會、聖公會、行道會與各種獨立堂會，彼此的神學傳統與組織型態不盡相同，卻都可能被納入，台灣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早已有長老教會與其他基督教組織在台灣長期耕耘，然而政府遷台後國語教會的形成與發展，則與蔣中正有著高度關聯，他作為公開信仰基督教的中華民國最高領導人，有效提高基督教在眷村社會中的能見度。
蔣中正並不是國語教會的創立者，更沒有直接指揮各宗派傳教。然而，國語教會的發展，的確來自蔣中正提供相對有利的制度空間。蔣中正的基督信仰並不是當其到台灣生活才開始。民國19年（1930），他在上海接受基督教洗禮，其信仰背景與宋美齡家族所屬的監理會傳統密切相關，監理會屬於衛理宗傳統，其與後來所稱的衛理公會具有共同的宗派淵源，但兩者的組織沿革並不完全等同。
替蔣中正施洗的江長川牧師（1884—1958）就屬於監理會的重要牧者，他替蔣中正施洗，使得蔣中正的信仰不只接受宋美齡家庭文化的影響，更藉由教會聖禮正式進入基督徒群體。這件事情在中國社會具有高度象徵性：一位掌握國家軍政大權的中國領袖公開成為基督徒，讓部分民眾看見並相信基督教不再是外國傳教士所帶來的宗教，更被理解成中國人主動選擇並拿來安頓生命的信仰。
蔣中正的受洗動機與信仰深度，歷來有不同解釋。有人認為他主要是希望與宋美齡結婚，或者藉此加強與歐美各國的聯繫；有人根據其日記、讀經與禱告的習慣，認為基督教逐漸成為其理解苦難、道德責任與國家使命的重要資源。這些看法不見得互相排斥。政治人物的宗教信仰本來就可能同時包含婚姻、文化、外交甚至出自內在生命等多重因素。更值得關注蔣中正後來長期對外公開自己的基督徒身分，經由其政治地位，這對國共內戰後台灣產生遠超過私人生活的社會影響。
中國社會對基督教長期存在著極複雜的感受。教會創辦醫院、學校與各類慈善機構，確實帶來新知並提供社會服務；但歐美列強跟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背景，基督教在過程中相互糾纏，使得中國人常將其視作外來宗教。戰後來台的外省人多數並不是基督徒，他們依然有祖先祭祀與佛道信仰的生活傳統。然而，國家最高領導人公開信仰基督教，客觀層面降低外省人接觸基督教時的心理阻礙。
對於來台軍公教的家庭，尤其知識分子來說，信仰基督教不再意謂「背離中華文化或國家認同」。蔣中正本人就拿中國革命領袖與中華民國總統的角色信仰基督教，這使得外省基督徒願意相信：接受基督教與效忠中華民國間並不存在任何根本衝突。蔣中正並沒有要求外省人集體改信基督教，然而，他確實改變基督教在外省族群中的象徵位置，使得其成為外省人面對生命可選擇的信仰。
這種政治正當性與國共內戰後台灣的反共環境緊密結合。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權後，外國宣教士陸續離開，相當數量住在城市的牧師與教徒因政治局勢的演變自動移居到台灣、香港或海外。這些宗教工作者帶來戰前中國教會累積的神學教育、牧養經驗、宗派制度、聖詩傳統與國際網絡，使得國語教會在短時間內就在台灣建立起組織骨架。
蔣中正把共產主義理解成無神論，並經常將反共與宗教自由、道德重建與中華文化的存續聯繫起來。在這套政治語言裡，基督教不只關於個人的靈魂得救，更被賦予對抗無神論政權的公共意義。這種論點與來台外省基督徒的親身經驗彼此呼應。他們或曾看見教會受到壓迫，或在政權更替中失去家園，反共對他們來說不只是抽象口號，而與失去故鄉的具體痛苦緊密相連。
基督教則替這些痛苦提供新的解釋。教會談論試煉、盼望、救贖與永恆，這些信仰語言很容易與外省人的失根經驗相互呼應。當現實中的故鄉無法返回，教會便可能成為新的屬靈家庭；當原本的宗族與鄰里因遷徙而中斷，信徒彼此「弟兄姊妹」相稱，這就重新建立可供依靠的人際關係。國語教會日後逐漸形成的保守價值、反共記憶與多重家鄉的想像，可從這段離散歷史中獲得理解。
因此，蔣中正對外省基督徒的影響，不只表現在國家領導人的信仰示範。他所象徵的民國認同與反共政治，使得外省基督徒可把自己的宗教信仰與其高度結合，理解成對抗無神論，從中維護宗教自由與支持中華民國的重要精神能量。這套結合並不見得適用於每位信徒，更不能替換掉基督教全部的信仰內容，卻確實反映出某些國語教會早期的社群文化與情感依歸。
周聯華牧師（1920—2016，籍貫浙江省慈谿縣）在跟著政府遷台後長期投入浸信會的牧養工作、神學教育、聖經翻譯，甚至從事跨教會合作，他在民國43年（1954）抵台不久，就參與浸信會懷恩堂的服事，曾長期在士林官邸內的凱歌堂講道，牧養蔣中正、宋美齡與其家庭，後來主持蔣中正逝世後的追思禮拜。周聯華常被外界稱做「蔣家牧師」或「宮廷牧師」，儘管他本人並不喜歡這種稱謂。
周聯華牧師覺得自己的牧職並不只服務政治領袖，同樣服務普通信徒與社會大眾。蔣中正的受洗背景屬於監理會的衛理宗傳統，但其來台後在凱歌堂的信仰生活具有跨宗派性。周聯華雖是浸信會牧師，依然受邀擔任凱歌堂牧者，此因凱歌堂是蔣中正的家庭禮拜場所，而不是隸屬於衛理公會的堂會；基督新教各宗派間同樣不存在禁止彼此講道與牧養的絕對界線。
此外，蔣中正的宗派歸屬不宜理解得過於僵硬。他在台灣的宗教生活帶有相當明顯的跨宗派性，尤其他並沒有因此割裂中國人慎終追遠的傳統。凱歌堂的禮拜並不完全依照某個宗派的教會制度運作。蔣中正需要的牧者是一位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修養，同時掌握深刻的神學知識，不只能圓熟無礙的講道，並能獲得家族信任的中國牧者，周聯華完全符合這些條件。
凱歌堂的存在具有特殊歷史意義，其使蔣中正的基督信仰不只停留在個人的讀經與祈禱，而是具有規律的禮拜與講道，從中與牧者建立關係。國家最高領導人不是自己任意解釋《聖經》，而是在牧師主持的教會生活中聆聽講道。周聯華面對蔣氏家族時，既獲得接近政治中樞的機會，更維持牧者的獨立位置。他不願意只做替政治領袖背書的宗教人物，而希望根據基督教信仰勸勉每位會友。
周聯華牧師長期在台北懷恩堂牧會，參與神學教育與聖經翻譯，並認真促進不同教派間的交流。他提倡的本色化神學，企圖讓操作中國人的語言、思想與經驗來理解基督教神學，而不只是照搬西洋教會的表達型態。周聯華由大陸來台，在國語教會中扎根，卻關注台灣本地不同族群的歷史創痛。他後來曾使用閩南語講道時談論二二八事件，顯示其牧者角色始終帶著對台灣社會的整體關懷。
從周聯華牧師的生命經驗即可看見，國語教會雖然在外省族群中形成，卻不見得永遠只是外省人的教會。當牧者開始理解台灣各族群的歷史創痛，願意使用閩南語講道，並將基督信仰轉化成跨越族群的公共語言，國語教會雖然沒有共同隸屬於任何統一組織，才因這種包容的胸懷，使得其從安頓外省人的精神家園，進而成為促進台灣各族群相互理解的宗教場域。
國語教會能進入軍隊與眷村，同樣與這套政治環境有關。國共內戰後來台軍人與軍眷面臨住房狹窄、經濟困難、親屬失散與前景未卜的困境。教會通過在軍中講道、家庭探訪、婦女聚會、兒童教育、物資救濟與醫療服務接近這些家庭。民眾最初接觸教會，不見得是因理解複雜教義，可能只是有人在孤單時前來探望，在生活困難時提供援助，或者替兒童舉辦主日學，從而信仰基督教。
宋美齡在這一層面的作用可能比蔣中正更直接。蔣中正主要提供國家領袖的公開示範；宋美齡則憑藉其基督教家庭背景，加上英語流利與國際人脈，聯繫婦女組織、海外教會與軍眷網絡。蔣宋夫婦的作用因而可從兩種角度來理解：蔣中正使得基督教在軍公教體系中取得高度的能見度；宋美齡與其相關教會人士則使得信仰更實際地進入軍隊、眷村與家庭的生活中。
然而，我們不能輕忽蔣中正對基督教的理解，來自真實的生命關注，這可從其長期閱讀《荒漠甘泉》看出端倪。《荒漠甘泉》原是美國傳道人考門夫人（Lettie Burd Cowman，1870—1960）撰寫的基督教靈修書，整部書的編排按照1年365日，每日引用《聖經》的經文，再藉由苦難、忍耐與盼望，最終信靠上帝做主題，引導信徒在困境中維持信仰。
這類內容與蔣中正畢生歷經北伐、抗戰、內戰與遷台的生命經驗高度契合，他個人經歷過無數部屬的背叛，面臨各種難堪的羞辱與打擊，數度置身於絕望的生命處境，對蔣中正而言，「荒漠」不只是個人遇見挫折的象徵，更可拿來理解中華民國在風雨飄搖中聽見的四面楚歌；「甘泉」則象徵人在艱難中，依然能藉由上帝的應許取得信心與能量。
民國48年（1959），蔣中正請王家棫重新編譯《荒漠甘泉》，並親自修改潤飾、撰寫每日標題，留下閱讀心得與證道文字，可見他並不是被動翻閱這部靈修書，而是有意把其中的基督教信仰轉化成自己修身處世與領導國家的精神資源，因此，《荒漠甘泉》後來的影響，並不只停留在蔣中正的私人靈修，由他親自審定的新譯本，逐漸進入軍公教領域，並來到國語教會的閱讀世界中。
有些人把它當成每日靈修讀物，有人藉此把基督信仰中的忍耐、盼望與服從，連結到反共、救國與革命。蔣中正甚至曾關注張學良是否閱讀此書，顯示他有意藉由《荒漠甘泉》向周圍軍政人物傳達自己的信仰理解。我個人在童年時期，就看見軍旅退伍的外公書架上有這本書，那本發黃甚至皺摺的書頁上，布滿著我外公的眉批，顯然蔣中正生命中面對苦難的泉源，同樣是他心靈的慰藉。
由此可見，蔣中正對國語教會的影響，不只來自總統對自己基督信仰的公開化，更藉由這類經其審訂與推廣的靈修文本，把基督教的苦難觀、盼望觀與中華民國的政治處境相互連結，使得《荒漠甘泉》成為部分外省基督徒安頓離散經驗與維繫國家認同的重要精神讀物。因此，我會覺得基督信仰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不能只從受洗人數來衡量，相當多數的人即使未受洗，都認同其中的觀點。
蔣中正在這種群體認同中具有重要象徵作用。他與外省族群共享著面臨內戰失利、政權遷徙與反攻大陸的政治記憶，又以基督徒身分公開談論禱告與面對上帝，這讓外省基督徒因而更容易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國家認同與離散經驗整合起來。國語教會不只提供個人救贖，更可能成為維繫民國認同與集體記憶的場所，尤其當基督信仰與民國信仰變成二合一的關係，這讓人獲得更豐沛的活水源頭。
國語教會提供跨越省籍差異與族群差異的共同語言。信徒在教會裡共同使用國語來唱詩、禱告、讀經、聖餐與互助，人們原本可能互不相識，卻因相同的信仰與遷徙經驗凝聚新的共同體，這種教會帶來的生活與政府自民國35年（1946）起持續推行國語的政策環境相互重疊，意即教會與政府都希望國語成為來自大陸各省的外省人溝通時的共同工具，信仰生活與世俗生活從中獲得整合。
對外省基督徒而言，國語教會同時是生活互助與文化記憶的家園，更是屬靈的家園，其協助信徒處理住房、工作、疾病、教育與喪葬問題，保存從大陸帶來的聖詩唱頌、講道習慣與宗派制度；更使得無法返回故鄉的人，能因「天國子民」的身分重新理解自己的生命。外省基督徒因此不只左岸有故鄉，右岸有家鄉，現實有著中華民國的政治歸屬，更在教會裡獲得超越政治藩籬的屬靈歸屬。
不能因國語教會曾與蔣中正有著緊密關係，就抹殺外省基督徒在戰亂流離中尋覓信仰、照顧家庭、服務社會與重建生命的真實歷程。大陸來台牧者與信徒帶來中國基督教的宗派傳統與神學資源；海外教會提供經費與人員的支持；台灣社會提供落腳與傳播的空間；蔣中正的公開信仰與政府的反共政策，讓國語教會獲得傳播的正當性，這些因素相互交織，才形成國語教會迅速發展的歷史景象。
隨著國語在台灣社會變成共通語言，族群通婚與人口流動日益頻繁，今日的國語教會早已不能簡單等同於「外省人的教會」。許多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新住民的信徒同樣參與國語禮拜，即使第二代與第三代的外省家庭，都不見得會再凸顯自己的省籍認同。然而，國語教會的組織文化、政治記憶與信仰型態，依然可能保留國共內戰後外省族群主導的國語教會特有的深刻印記。
因此，重新認識蔣中正與國語教會的關係，就要如實看見：蔣中正對外省族群信仰基督教的最大影響，不是曾親自勸說誰接受洗禮，而是藉由他個人全生命投注實踐，使得基督信仰成為能與民國認同、反共信念和道德生活相互結合的公開選擇。國語教會則替來台外省基督徒提供新的家庭關係、人際網絡與生命意義，使他們在失去原鄉後重新獲得精神的安頓，這層歷史貢獻不應該被忽略。
經由這些脈絡的梳理，我們才能理解：今年（2026）4月5日，國民黨並沒有在當天於自己的中央黨部舉辦「蔣公逝世51周年紀念會」，反而漢字福音協會、榮光團契與全球牧師聯合會這些跨教會基督教團體跟國民黨租借中央黨部的演講廳，舉辦感恩紀念會，藉由獻詩、禱告、讀經與詩歌，恭讀〈蔣中正遺囑〉並合唱〈蔣公紀念歌〉，最終替世界和平祝禱，來藉此追思蔣中正。
當時我同樣置身其中，面對蔣中正的事蹟已被兩岸反對中華民國的人抹黑與醜化到如此嚴重程度的時刻，依然還有基督教團體始終惦記著此人，我不禁對這群人不離不棄的義舉深感動容。蔣中正一人的身上連結著大陸與台灣，象徵著兩岸關係的緊密相依，更連結著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使得兩者如何滋養人的心靈，共同支持其如何承擔生命的苦難而永不退縮，做出最深刻的詮釋。
＊本文原刊中時，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723001615-262110?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