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騰凱
關於前總統李登輝，有人稱他民主先生，也有人視他為台獨教父，評價兩極。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暨胡佛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林孝庭表示，李對兩岸的看法有演變脈絡，貼單一標籤太過武斷。李早年認為，改善兩岸關係與強化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兩者可並行。但綜觀李總統12年任內具體政策操作，其結果證明台獨不可能實現。
林孝庭的新書《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近期將出版，過去數年，林孝庭在全球各地蒐集與李登輝相關的各國檔案史料，走遍法國外交部檔案館、日本外務省史料館、英國國家檔案館與數個美國總統圖書館，書寫還原當時各國政府怎麼看李登輝以及台灣的民主化，從而將李登輝研究的視角從本土提升至國際視野。林孝庭於新書發表會前夕接受《風傳媒》專訪。
1960年代晚期，李登輝曾是被派往南美洲小國幫忙種植稻米的技術官僚，也曾經因為年輕時加入過中國共產黨，成為國安黑名單上的常客，然後最後仍登上權力的巔峰。林孝庭強調，這本書不是在寫一本偉人傳記，也不是要來清算或否定李登輝，而是想透過他一生的權力起伏與所經歷的事情，來看台灣這塊土地。
問：此次書名叫《台灣的李登輝時代 意外國度的重塑》，書名想表達什麼想法？
林孝庭：我的「戰後台灣三部曲」第一本是《意外的國度》，1949年蔣介石與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我的論點是中華民國能夠在台澎金馬生存下來，其實是一個歷史意外，大家不要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結果。國共內戰打到最後，沒有人有把握中華民國最後到底能不能生存下來。
第二部曲來到蔣經國的台灣時代，當這個威權體制穩定下來之後，透過蔣經國在台時期的政治生涯，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冷戰時期中華民國的定位是什麼，以及蔣經國去世之前，如何替台灣民主化開啟一扇窗。
第三本書進入到李登輝時代。李登輝受到蔣經國的提拔，可以說李一生最重要的貴人與導師就是蔣經國，可是李掌權之後，卻又逐步告別兩蔣時代的遺緒，他一方面繼承黨國體制，是在威權舊體制內被提拔的人才，可是在他掌權的12年任內，他也一手拆解並終結這個體制，這是一個極具戲劇化的轉折。所以為什麼我會說，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地區，本來是一片從國共內戰中生存下來的意外國度，延續到1980年代，然而到了李登輝主政時代，又經過一番劇烈的重塑，可以這麼說，「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在李登輝任內，被重新形塑與定義。
兩蔣時代，台灣是一個復興基地，百姓被灌輸總有一天我們要光復大陸，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可是到了李登輝時代，特別是李任內的中、晚期，台灣上空這種「大中國」的濃厚氛圍已經逐漸散去，還原到海島的政治性格，講求彈性、務實應對，以及包容不同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過去日本殖民時代的傳承，又重新慢慢回到這塊土地。這些被兩蔣主政40年所掩蓋的特質，在李登輝時代出現變化，台灣的政治可以說是被重塑了。「重塑這兩個字所展現的，或許是不願被動接受命運的安排。」
李登輝將自己強烈的意志加諸在這個重塑的過程當中，但本書要強調，他並非一位百分之百完美的改革者，他有他的侷限性，推動改革所留下來的諸多負面遺緒也是事實。然與此同時，我也要特別強調，李登輝未必發自內心真正想要一手終結中華民國，但是你也無法否認，在李登輝任內，他確實重新定義了什麼叫中華民國。
問：李登輝究竟怎麼看待兩岸關係？他到底是不是「台獨教父」？
林孝庭：我仔細閱讀並消化大量有關李登輝的口述訪談與解密檔案，從而得到一個看法，李登輝對於兩岸關係的定義，有一個歷史演變的脈絡與過程，任何人想用某一種特定、片面的標籤去看待李登輝，恐怕都將流於武斷。
李登輝剛上台的時候，他是發自內心相信藉由廢除動員戡亂體制、推動各項政治改革、讓中央民意機構進行改選，取得台灣民意的正當性之後，那麼改善兩岸關係與強化中華民國已失去多年的外部正當性，兩者應當並行不悖，有如東、西德與南、北韓等分裂國家模式，即可以同時加入聯合國，也不妨礙彼此討論未來統一的可能性。
也許現在回過頭來看，你會說李登輝當時怎麼會那麼天真，或者說怎麼有一種學者般的固執，但是李登輝的想法有當年的時空條件與事實基礎。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中國大陸面臨嚴重國際孤立，當時中共的國力並不像今天這般強大，甚至有求於台灣，包括需要台商資金挹注來彌補國際經貿制裁下所造成的巨大損失，這就讓李登輝仍有一定的操作空間。
當中國大陸面對不利的外部環境時，北京領導人就認定有必要與台灣打交道，承認李登輝是交手的對象，這個過程中包括兩岸透過數個密使管道進行接觸，溝通與化解雙方歧見，就像當時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透過密使管道告訴李登輝，雙方先不要去定義兩岸究竟是什麼關係，而是可以先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所以李登輝時代兩岸密使溝通管道一直都存在，而且溝通順暢，氣氛良好，這就讓李登輝萌生一種想法，認為很多事情只要私底下先透過密使管道進行溝通，都可以讓彼此誤會有所化解。所以李登輝積極爭取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之前，他提前透過管道知會對岸高層，強調訪美是他必須做的事，也確定去得成，換句話說，他並未想要刻意隱瞞中國大陸，讓北京感到意外與難堪，或者措手不及。
只是兩岸關係絕非一成不變，「現狀」不可能永遠維持，而是時刻都在變化之中。有些事情在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期對岸可以容忍或者刻意忽略，但是到了90年代中、晚期，當中國大陸逐漸擺脫國際孤立，重新開始站起來之後，李登輝原本認為可以推動的事，便開始行不通了。
所以你說李登輝是台獨嗎？在他12年總統任內，或許他打從心裡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搞台獨，身為國家元首，他只是想拿回中華民國已經失去20多年的國際正當性。李登輝認為既然中華民國已經民主化，他所領導的這個政府透過改革已經取得充沛的民意基礎，為什麼不能堂堂正正走出去？但是從這本書裡讀者可以清楚看到，即便台灣已全面實現民主化，即便總統已由民選產生，仍不表示台灣此後可以為所欲為。就算你自己認為已具備充足正當性，仍要面對國際強權加諸在台灣身上的諸多現實框架。
就像美國總統川普前陣子訪問中國、舉行「習川會」後，台灣所面臨的外部挑戰，有一點像是回到30年前的時空環境。台灣今天面對來自美國與對岸的壓力，與李登輝當年面對柯林頓、江澤民的情況，頗有似曾相似之處，都是在回應台灣整體不太有利的外部環境。
李登輝生前曾說過，他最後4年任期，也就是1997年到2000年民選總統任內，是他最感痛苦的時刻。因為美國總統柯林頓聯手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重新把一中框架牢牢套在台灣，柯林頓在上海親口說出對台「新三不」，不支持台灣以主權國家名義加入聯合國與國際組織、不支持台獨等等，這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所以我書中提到的一個論點是，李登輝為了擺脫這個框架所作出的其中一項反擊，就是提出「兩國論」，另外還有尋求台灣軍購突破等等，想盡辦法極大化台灣的外交選項。
從頒布「國統綱領」到「兩國論」的提出，以及最後默默撤回「兩國論」，李登輝在12年總統任內一直以親身操作來證明台獨不可能實現，然他卸下總統職務之後，獨派支持者又因李登輝的種種言論而將他視為最佳代言人，這許許多多夾雜著個人主觀意識的情緒性發言，清楚映照著李登輝晚年的心境。
鑒於李登輝卸任後朝小野大，國、親兩黨聯手對抗執政的民進黨，為了維繫本土路線與主體性認同，平衡台灣內部政治生態，除了一面倒向泛藍陣營的對立面外，李登輝並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問：台灣主體性與兩岸關係的改善，是否難以取得平衡？
林孝庭：李登輝有他的想法與藍圖，認為自己已經具備民意基礎，在實際管轄的台澎金馬境內盡可能做好自己該做的，希望透過堅實的民意基礎與對岸來溝通交涉，但是李登輝12年任內證明了許多理想未必能夠實現，這就是我們吸取到的最大教訓。
從台灣自身立場出發希望取得某項目標，這是身為總統所應當努力之事，然而能否成功，還是要受到國際現實權力政治的影響。譬如1990年代晚期中國大陸茁壯起來、讓美國政府認定必須與北京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之時，那麼美、中領導人對於大國外交的考量，肯定與台灣主政者想法有所不同。就算台灣實現百分之百的民主化，面對大國之間的政治與外交折衝，依然有著一股深深的無力感，這就是我們回顧歷史、重新審視台灣這塊土地命運之後，所能清晰感受到的現實與無奈。
李登輝一直希望在「強調台灣本土認同」以及「改善兩岸關係」之間取的平衡，這是一個真實的命題，還是一個假議題？到底有沒有具體可實現的操作空間？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都還在影響著台灣內部各個不同政黨的政治實踐，透過李登輝的個案，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國家領導人，如何以個人意志來回應這樣一種結構性困境。
這件事到底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坦白說我沒辦法給出一個具體答案，因為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但是從李登輝12年的例子來看，要在「強化台灣主體性」與「改善兩岸關係」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並不容易，走到最後如果終究要有所取捨，就只能「二擇一」。
李登輝「兩國論」最重要的精髓是，中華民國已經不想要再代表整個中國大陸，只想管好台澎金馬地區，兩岸彼此之間各自安好，互不隸屬。雖然「兩國論」在美國與對岸強大壓力之下被默默收回，然不可否認的是，即便李登輝的「兩國論」因美、中壓力而被默默收回，未能改變台海現狀，卻已改變了中華民國領導人「可以被說出口的範圍」，讓日後的繼任者得以重新詮釋兩岸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影響深遠，直至今日。回顧歷史，李登輝在當時一個逐漸收縮的戰略空間裡，設法替台灣未來撬開一個還未被關上的門縫。
問：李登輝主政時代，他面對美國總統柯林頓尋求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犧牲台灣利益，如今川普總統同樣著手改善與中國大陸關係。假設李登輝仍在世，他看到當今的局面，會怎麼來解這個局？
林孝庭：30年過去了，台灣所面臨的時空環境也不同了，有人說亞太局勢重新回到冷戰時代，但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李登輝1988年剛上台的時候，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民主陣營幾乎可以完全不用打交道，現在的局面則是，即便美、中打貿易戰，兩國之間各方面的交流與連結，都和美、蘇冷戰狀況大不同，所以李登輝所處的時代，與今天執政者所面對的環境，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試圖將經貿實力轉化成為可以抗衡外在諸多不利因素的利器，例如分散軍購的企圖與運用外交等等。李登輝曾和北韓、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等國打交道，也曾經想透過西非友邦賴比瑞亞作為中轉，將俄羅斯武器中轉運來台灣，這些都是透過解密檔案的研究，才讓我們知曉原來當年曾有那麼多戲劇化的構想。
不論這些構想最終有沒有實現，至少當時在李登輝的腦袋裡，他確實嘗試將台灣的經貿實力，轉化為抗衡美中聯手壓制台灣的力量。然而今天我們還有沒有辦法做到當年類似李登輝所嘗試的事情，這是很值得吾人思考的。
現在台灣應對美、中之間大國博弈的彈性空間，已經被高度壓縮，無法與李登輝時代相比。1995年李登輝想去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柯林頓行政當局絞盡腦汁不讓他來，沒想到李登輝還能背著美國人去和對岸溝通，老美一直到1990年代晚期才慢慢知曉，原來兩岸之間竟然存在著密使管道。
由此可見，李登輝在美、中之間還有一些迴旋空間，但是今天一旦美、中爆發貿易戰，如果兩大強權開啟全面對抗模式，不要說台灣了，連日本、南韓與東南亞諸國能否在兩大強權之間遊走，游刃有餘，都要令人懷疑了。南韓前任政府外交上想靠美國，經濟上想靠中國大陸，然而國際現實環境已不允許南韓繼續採取此類騎牆的態度，而是要你更明確的選邊站，這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我無法代替李登輝回答，如果他今天還在世，他會怎麼看現在的局面。但是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堅持台灣本土意識」，是李登輝一生始終不變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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