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特聘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兼任教授）
中國大陸的日商組織「中國日本商會」，7月31日公布關於營商環境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許多在陸日企對中國海關審查週期延長等日中關係惡化的影響表達擔憂，此乃受稀土等對日出口管制影響，一般貨物的海關審查作業日程延長。 日中交惡的負面結果漸由政治擴及經濟，但在陸日商仍將「增加或維持」對中投資規模者尚有59%，與前次調查結果持平，此反映日本企業依舊重視中國市場的現狀。
日本商界期待日中恢復對話，打開雙邊關係的困境，在政治對話不得其門而入前，企業先行另闢蹊徑，以阻「政冷經冷」。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代理會長、眾議院議員兼厚生勞動省副大臣橋本岳6月22日拜會大陸外交部，會晤副部長華春瑩。北京正面看待橋本岳到訪，華春瑩表示，期待日本經濟界能夠為改善中日關係發揮積極作用。
然而，大陸外交部長王毅7月22日結束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中國—東協（ASEAN）外長會議」後，轉往吉爾吉斯參加「上海合作組織」（SCO）外長會議，少見的缺席東協「10+3」外長會議，迴避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會談。中日外長雖在「10+3」擦身而過，但茂木敏充透露有與王毅進行短暫接觸。茂木與王毅為舊識，素有交情，碰面交談不令人意外，此為日中關係去年11月惡化以來首見，卻稱不上破冰。
茂木表示，與王毅「談到雙邊關係」，傳遞「日本對所有層級的對話都持開放態度」，同時強調「對區域和平，日本及中國皆肩負重大責任」。茂木希望藉11月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峰會促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高市對此表示「期待APEC領袖會議」。此為日中關係破冰的契機，若有「習高會」當可依序推動關係緩和，但高市須為此創造條件，避免在台日關係上加碼。
日中溝通機制停擺，彼此易誤判意圖而招致安全風險。美國國務卿盧比歐7月22日出席東協外長會議受訪時表示，中國對日出口管制等強硬措施「是應擔憂的傾向」，對日中關係惡化「感到擔憂並保持關注」。日中關係惡化局限台日關係空間，高市被視為「親台派」，但須以大局為重。日中關係穩定為日本實現經濟及安全利益無可或缺的條件，日台關係難與日中關係等量齊觀，此可從高市感謝各國慰問熊本震災的處理手法看出端倪。
日本熊本7月28日發生7.1級強震，災情嚴重，賴清德總統旋即以中、日文表達慰問，捐款20萬元送暖，並委由外交部設立專戶號召國人捐款。高市首相7月30日透過社群平台X發文，感謝各國領袖，卻未提到賴清德，但31日高市再度發文致謝眾多「國家、地區及國際組織」的支援與幫助，在感謝名單中，台灣與中國同時列名。高市這樣的處理背後顯然有對中外交的考量，在顧及台日傳統友誼的同時，避免讓北京產生高市將台灣視為「國家」的解讀，使日中關係雪上加霜。
賴清德的「地震外交」顯然失靈，未換得高市以「國家元首」相稱，台灣定位在「地區」，以符日本的「一個中國」政策。賴政府難以再造馬政府在日本311大地震時以「地震外交」深化日本對台灣的認識，拉近台日心理距離的效果。究其原因，在於當年兩岸交好，日中關係不惡，與當前大相逕庭，此亦證明良好的兩岸關係可為台灣創造對外關係機會。
日中交惡雖因高市的「台灣有事」發言而起，但「台灣問題」不是日中關係改善的唯一障礙，日中源自地緣政治的「安全困境」始為問題根本所在。北京視日本在美日同盟重構下的「再軍事化」為「新型軍國主義」，新仇舊恨交雜，成為東亞安全的最大挑戰，更平添台灣周邊穩定的變數。台灣身居其中，切忌火中取栗，而須掌握主動，尋求兩岸關係改善，為東亞和平創造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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