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揭仲(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淡江戰略所兼任助理教授)
眾所矚目的鄭習會已於4月10日上午在北京舉行，由於習近平總書記在閉門前的公開談話中，出乎各方意料之外，未直接提到「共同追求和平統一」與「一個中國原則」，甚至也未提到「反對外部勢力干涉」，與2024年4月10日下午於相同地點舉行的馬習二會不同；且在鄭習會甫結束不久，中共中央台辦就「受權發布」十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雖然我方政府未給予正面回應，但已讓兩岸間出現許久未見的緩和氛圍。
但緩和的氛圍並未持續太久。隨著賴清德總統出訪史瓦帝尼(Eswatini)，因為中共介入，導致塞席爾（Seychelles）、模里西斯（Mauritius）、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等三國臨時取消賴總統專機的飛航許可，被迫延後，兩岸緊張情勢又再度升高。
中共在兩岸問題上的指導原則
由於同屬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曾在2023年順利造訪史瓦帝尼，使中共這次在鄭習會結束後不久，就以形同將民航與飛航安全「武器化」之重手，阻撓賴總統出訪該國，讓外界在震驚之餘，也對中共的盤算感到不解；認為在台灣民眾才剛開始對鄭習會後之和平氛圍有感的情況下，中共突然揮出看似不太有必要的重手，只會讓不少台灣民眾更反感，還可能影響國民黨的選情，其實是得不償失。
中共置鄭習會後，兩岸間難得出現的和平氛圍於不顧，也要阻撓賴總統出訪，是根據其在兩岸問題上、台灣和西方世界卻不太理解的指導原則，所得出的決定。
中共高層目前在兩岸問題上，雖然還是以「和平統一」作為優先選項，但2014年台灣社會爆發的太陽花學運，以及國民黨在2016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慘敗，同時喪失中央執政權與國會多數；這使中共高層形成一個認知，就是光靠釋放善意與提供經濟誘因，不足以確保「和平統一」的實現，必需在過程中掌握主動權，逐漸塑造出對台灣追求獨立不利的國際結構，以限縮台灣民眾的選項，迫使後者相信，照北京的方案與條件與中國大陸「和平統一」，是唯一選項。
中共高層這個認知，也導致其認為今後在對台灣採取行動時，不必再像以往那樣擔心台灣民眾的感覺；甚至認為「目前是柔性台獨的證偽期…大陸必須透過種種強制的手段，讓台灣百姓知道(柔性台獨)走不通後，台灣百姓的思想也會變化…大陸不怕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這是必經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依循此一思維，讓中共高層更強調應該把韁繩緊握在自己手中，不能過分寄希望於特定的政黨與團體。
換言之，從2016年起，「塑造對台灣追求獨立不利的國際結構」、「不必太擔心台灣民眾的感覺」，與「緊握主控權，不要過分寄希望於特定政黨」這三項，就成為中共在兩岸問題上的指導原則，迄今仍未改變。
國際反獨鬥爭是中共在兩岸問題上最重要的任務
在川普(Donald Trump)總統第一任的中期，正式將中共定位為長期戰略競爭對手，使華府對蔡英文政府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支持明顯增加。拜登（Joe Biden）入主白宮後，更致力於聯合印太與西方主要國家，共同抑制中共擴張影響力，不僅使華府對台灣的政治與軍事交流進一步升溫，也更頻繁地替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發聲；加上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各國普遍對中共暗助俄羅斯規避西方制裁不滿，導致不少歐洲主要國家開始聲援在國際上屢遭中共打壓的蔡英文政府，並放寬若干與台灣政府交往的限制。
這些發展，使中共在國際間建構不利於台獨之結構的努力，遭受不少挫折；卻更進一步促使中共在拜登政府時期，將外交鬥爭作為兩岸問題的主軸，防堵台灣藉國際氛圍對中共不友善的時機，積極推動北京眼中的「倚外謀獨」。
川普總統重返白宮後，隨著拜登的「民主同盟」迅速解體，與華府威脅對各國課徵高額關稅，導致大陸市場對各國的重要性增加，使中共的國際情勢好轉，更讓中共高層企圖把握這個時機，加速推動在國際間打造對台灣追求獨立不利的國際結構，使「反獨」、尤其是國際反獨鬥爭，成為中共現階段在台灣問題上的首要任務。
中共在4月上旬高規格接待國民黨訪問團並舉行兩黨領導人會談，確實有緩和兩岸緊張關係、希望有助於增加兩岸社會文化交流的考量。但首要目的，應該還是想說服川普相信只要反對台獨，台灣海峽乃至西太平洋的情勢就能緩和，華府就毋須擔心捲入和中共的軍事衝突；再利用川普本人希望與北京達成「大交易」，以提振期中選舉選情的心態，誘使川普於5月中旬的川習會上，同意做出對中共國際台反獨訴求有利的陳述，為後續塑造國際反台獨架構的行動提供強力支撐，一舉扭轉拜登政府時期，中共在國際反台獨鬥爭上的頹勢。
欲握韁繩，何懼反感？
雖然緩和兩岸緊張關係、尋求讓兩岸的社會文化交流升溫，現階段對中共中央絕對有其重要性，所以習近平才決定用比接待前二任國民黨主席更高的規格，來安排鄭習會。
儘管透過鄭習會緩和兩岸緊張情勢有一定的重要性，但位階仍在反台獨、尤其是國際反台獨鬥爭之下；因此，當發生被北京認定對推進國際反台獨鬥爭具有重要性的事件或契機，而必須採取行動時，位階較低的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兩岸政黨交流、台灣民眾感受與台灣個別政黨選情等，就不會是北京優先考慮的事項，都可先擱置甚至暫時犧牲。
中共這次對賴總統出訪下手，除北京對賴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更勝蔡英文政府；更重要的是，史瓦帝尼的空域特性，與當前國際情勢，包括拜登政府民主同盟體系的崩解、各國開始修復與中共的關係、美國與歐洲國家齟齬不斷，和川普政府因為伊朗情勢不僅無心插手兩岸紛爭，甚至還需尋求中共合作等，都對中共出手阻撓賴總統訪問非洲友邦極為有利；不可諱言，賴總統出發前，部分媒體流傳的訊息，或許也讓中共覺得更有必要採取行動。
更重要的是，當中共成功說服塞席爾、模里西斯與馬達加斯加，公開以「一中原則」為由，拒絕我總統專機通過其飛航情報區後；未來中共就會援引這個先例，要求其他、特別是曾在雙邊聲明中，承認「一中原則」的國家，比照辦理。歐洲主要國家或許不會同意，但部分中亞、中東與「全球南方」國家卻有可能接受，使日後總統出訪行程安排的難度與變數大幅增加，對中共在國際打造反台獨框架的目標，形成一定的助力。
基於同樣標準，類似鄭習會等高層政黨交流，雖然對緩和兩岸緊張情勢、推動兩岸社會文化交流有不小的貢獻；但國人也必須認清，北京是否升高對台的軍事威嚇，或要不要舉行類似「聯合利劍」與「海峽雷霆」等針對台灣的大規模軍演，取決於台灣政府、美國與區域其他國家，是否有北京眼中，可能觸及紅線的行為。因為這些可能觸及紅線的行為，直接涉及中共的反獨鬥爭，使北京必須立刻回應，不能有太多的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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