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志雄（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
去年，出生弱勢家庭的男童「剴剴」遭保母長期凌虐致死，震驚社會。昨日的一審判決中，兒童福利聯盟的女社工陳尚潔被依過失致死判刑兩年。陳在整個案件中固有疏失之責，但基層社工在高壓、超載的人力結構中疲於奔命，卻在悲劇發生後，成為最直接、也最容易被追究責任的對象，同樣令人唏噓不已。
這起案件不僅是陳個別失職的問題，更凸顯出制度設計的深層偏差。當第一線人員承擔極高風險與責任時，上層決策者與資源分配者，卻往往能夠置身事外，全身而退。
以民進黨的「社福大老」林月琴立委為例，林長期參與社福政策與資源分配，坐擁高薪與大量中央部會補助經費，案發時更擔任北市文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外聘督導，但當體系出現破口、悲劇發生時，承擔責任的卻不是制度的設計者與監督者，而是最基層、最無力的第一線工作人員。
這樣的結構，使得「責任下沉、權力上移」成為常態，基層背負風險，上層掌握資源，出了問題，前者被究責，後者卻鮮少被檢討。當制度長期如此運作，底層的悲歌便不再只是偶發事件，而是可以預期的結果。
近年來，「多元」成為台灣最時髦、也最政治正確的語言。從性別、族群到文化認同，政府與社會無不強調包容與進步，彷彿只要高舉多元價值，台灣就能自動邁向更文明的未來。然而，在這些光鮮亮麗的口號之下，卻有一群人逐漸被忽視，他們不是不夠多元，而是「不夠被看見」類似剴剴、基層社工這樣的底層人民。
更諷刺的是，「多元」在台灣已成為一種新的階級語言。能夠熟練運用多元論述、參與公共議題的人，往往本身就擁有較高的教育資源與社會地位；而那些每日為生計奔波的底層人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進入這樣的話語場域。他們的困境，無法被包裝成民主進步的一部分，只能在統計數字與個案悲劇中反覆出現。
這並非否定多元價值的重要性，而是提醒當「多元」只停留在標籤與口號，卻未能觸及制度責任與結構性不平等時，它可能淪為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裝飾。真正的多元，不只是承認差異，更應該正視資源如何分配、責任如何承擔，能夠讓不同階層的人都能擁有基本的安全與尊嚴。
尤其，當政策與輿論資源大量投注於象徵性的「多元進步」議題時，許多攸關生存的基本問題卻長期被邊緣化。低薪、長工時、高房價，基層勞工在通膨壓力下苦苦支撐，弱勢家庭在社會安全網中載浮載沉。這些問題不具話題性，也難以在社群媒體上獲得掌聲，因此往往被排擠出公共討論的核心。
當前台灣的困境，在於公共討論逐漸兩極化。一方面是高聲疾呼價值認同的「進步族群」，另一方面則是沉默承受壓力的「底層人民」。當政治人物忙於在理念上表態，卻無法回應制度失靈的現實，社會的不滿只會在一次次的悲劇中累積。
台灣現今最需要的，不是更多「多元進步」的口號，而是能讓弱勢族群不再成為無辜受害者的「制度正義」。如果說多元是台灣的驕傲，那麼像「剴剴案」這樣的事件，正是對這份驕傲最嚴苛的拷問。一個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應只在語言上追求進步，更要在制度上落實問責與公平。否則，多元終將淪為少數人的舞台，而底層的悲歌，仍會在看不見的角落裡，一再重演。
＊本文原刊中時新聞網，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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