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進出口貿易兩者總額之高，超過國民生產毛額，因此維持貿易的永續性，乃攸關國家競爭力與生存發展的戰略課題。當川普向全世界再次揮出關稅大棒，中國大陸內部的雙循環及人民幣貿易圈戰略日益成形，且地緣政治風險已於貿易政策成為不可不考量的因素之下，作為高度依賴外貿的經濟體，如何在經濟隨貿易規模擴大之下持續成長，平衡各階層的分配公平又不至於扼殺企業新創動力，就成為台灣的重大課題。
各階層可見而可共享的利益（Visible Shared Benefits）、公平競爭的環境（Fair Playing Field）、可靠社會安全網（Reliable Social Safety Net）係維持現代貿易合法性（trade legitimacy）的三大支柱。市場規則若過度傾斜社會任何一方，利益集中於特定群體，必定引發對貿易政策正當性的質疑，減弱社會對外開放政策的支持。也因此當貿易導致產業調整和勞動力轉移時，常見各國藉由失業補貼、再就業訓練、輔導等機制，降低勞動市場轉變的成本與隨之而來的社會衝擊。
自1980年代起的全球化，廠商及市場效率獲利掛帥，跨國企業、投資者、高技能員工多所受益，收入及累計財富與中小企業、製造業勞工等受損者間差距擴大，經濟成長果實未能雨露均霑，累積的社會不滿在2010年代中葉終釀民粹和保護主義趁勢而起，如英國脫歐、美國選出奉行孤立政策的總統、世界多國出現極右派政府掌權，國際貿易秩序面臨嚴峻挑戰。
相關的問題國人應不陌生。台灣全體國民及大學畢業生平均稅後月薪不僅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民間消費占總體經濟的比重僅46％，低於大部分已開發國家，如美國將近7成及日本近6成，與台灣在全世界經濟實力的排名極不相稱。高房價加上所得及財富分配惡化所形成的相對剝奪感，形成年輕世代對未來悲觀，連帶造成生育率創全球最低的問題。不婚不生加上移民他國，似成為年輕時代回應困境的解方。若不及時且有效地因應，勢將影響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台灣社會公平核心優勢首在於高便利性、品質優良、可負擔性、高覆蓋率的全民健保制度，此已受國際度肯定。此外民主深化，政權和平轉移，加上整體治安良好，暴力犯罪率低，高社會互信度，也為國際貿易提供良好的穩定基礎。然除高科技一枝獨秀外，其他產業勞工很難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加上高等教育的過度普及，反弱化其階級向上流動管道的功能，與學生背負高額貸款相比，人力資源投資獲得報酬不成比例的低，造成「窮忙族」增加。長期下來必定威脅台灣貿易的可持續性。
基於公司理財的目標應為自由現金流量現值總額的極大化，台灣企業主站在自利利人的角度，可思考如何建立更具創造「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誘因的利潤共享機制，降低代理成本，將員工從「打工仔」轉化為積極而願長期任事的事業夥伴，不僅財富雨露均霑，企業又可降低招募和新訓員工成本。而政府應該於法規訂立時，考慮在此方面以租稅政策方式，給予更多的誘因。
台灣就業人口以傳統產業的中小企業為主，相較於以高科技為主的大型公司，國際競爭議價能力較低，資金成本較高且融資相對不易，在面臨貿易衝擊之時就更為脆弱。因此，根據不同的產業，面臨不同的產品、勞務、及要素市場，彈性訂定可助穩定企業社會責任的規範。特別在可見的未來，由於對美國出口比重攀升，還得面對甚大的美國政策不確定性，以強化社會政策作為非直接補貼的經濟應對措施，也較可避免被他國指控為不公平貿易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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